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的《倉場驗米圖》影集以文字與影像的形式，再現了百年前南糧北運、漕糧驗收的真實場景。這對研究大運河在歷史上的作用、南糧北運中諸多環節的變化，以及漕糧驗收中的諸多細節增添了頗為豐富的資料。同時，亦可作為研究清末“新政”實施的有關資料。
漕糧運輸與驗收固然不是“新政”諸多改革中的“重頭戲”，但又正因其不在學界的“聚光燈”之下，相關史料亦不為多見，長久以來對“新政”在這一方面的具體改革細節缺乏足夠的了解與關注，《倉場驗米圖》對此做了極有益的補充。
至關重要的漕糧驗收，相關史料卻并不多見
自從元朝定都北京后，京師每年所征稅糧，大部均由南方經過水路運到京師。為了使糧食運輸更加便利，元世祖忽必烈任用水利工程學家郭守敬，開鑿了從元大都至通州的通惠河水利工程，使運糧船可自通州直達積水潭。至明朝嘉靖間，由于京師南側加筑外城，城內河道已不便漕運，故漕糧大多運至東便門外的大通橋下，然后再經東護城河水路或陸路運至朝陽門內，入儲各倉廒。
入清后，清政府仍沿用明制。直至道光六年（1826年），通過雇用商船進行了第一次海運漕糧的嘗試，后由于種種原因，時斷時續，海運遲遲未能形成定制。同治十一年（1872年），隨著輪船招商局在上海的創立，在輪船參與下的漕運進入了嶄新的階段，漕糧海運成為主要的運輸方式——首先將漕糧集中運至上海，由上海裝船，經海運運至天津，然后再通過運河運抵通州。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新政”施行后，又改為漕糧由輪船運至塘沽，再由塘沽裝火車直接運抵北京朝陽門外，從而實現了“朝發午至”，并實現了“昔日撥運之弊遂除”之目的。
清末新政，又稱庚子新政、庚子后新政、戊戌變法、光緒新政，是清朝末年的一場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運動，也是中國現代化的重大事件之一。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變爆發，簽訂《辛丑條約》對清政府打擊甚大，保守派開始主動進行變法。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許下，清政府力圖在軍事、官制、法律、商業、教育和社會方面進行一系列系統性改革。改革內容多與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的戊戌變法近似，但比之更為深廣，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社會的現代化。
自元朝至清末，為了保證京師所用漕糧的存儲安全，入廒前必須要經過驗糧官員查驗，只有經過他們認可，達到儲存標準的漕糧方可入廒存儲。為此，清朝特設倉場衙門監管此事。倉場衙門最高長官稱總督倉場侍郎，簡稱倉場侍郎，又因其是倉場的總管，也簡稱倉場總督，品秩為正二品。為便于管理，倉場侍郎由滿族、漢族各一人兼任；下轄坐糧廳、大通橋監督、京倉監督、通倉監督4個機構。至光緒末年，隨著“新政”的實行與河運的廢止，倉場侍郎的職能也有所變動。
漕糧的驗收與入廒收藏，是南糧北運的最后一環，也就是說從南方運送到北京的漕糧，只有通過驗收，進入廒倉，方可謂全過程的結束。因此，監管驗糧的倉場侍郎在驗收過程中可稱是舉足輕重之官員。但是，有關倉場驗糧的過程、其間倉場侍郎的監管、其他參與驗糧官員的職責等資料，似乎在史料中所記并不多，很多考證漕運歷史的文章談到此處時大多一筆帶過。尤其是清末實行“新政”后，漕糧的運輸進行了較大的變動與改革，日進京量有了大幅增長后，漕糧的驗收又是如何進行的？這似乎一直是個謎。
《倉場驗米圖》，南糧北運第一手原始檔案資料
《倉場驗米圖》影集為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京城倉場滿籍侍郎桂春、漢籍侍郎劉恩溥二人所編,內收照片8張以及桂春所寫序言、劉恩溥所寫跋文和每張照片所附文字介紹。可以說，影集通過現場拍攝的照片與文字，全面、詳細地記述了漕糧驗收的全部過程。這無疑是清末“新政”實行后漕糧驗收情景的真實再現，也是有關南糧北運極為珍貴的原始檔案資料。
影集高40.5厘米、寬49.6厘米，封面、封底均為楠木板裝飾；封面上鐫刻有隸書題名“倉場驗米圖”5字。裝幀采用了中國傳統技藝“推篷裝”法，即由下向上逐頁閱覽的方式，計1冊20頁。
打開影集，冊首上下對開兩頁為桂春所寫近500字序言。此后上下對開各8頁，均為記述驗糧過程的文字與驗糧現場拍攝的照片。照片高26.8厘米、寬37厘米，采用當時最先進的濕版火棉膠攝影法拍攝并洗印。照片不僅尺幅闊大、保存完好，而且圖像極為清晰。冊末上下對開兩頁，收劉恩溥所寫五百余字跋文。序言、跋文及冊中文字，均用墨筆書寫于灑金蠟箋紙上，再以傳統的挖鑲裝裱法將灑金蠟箋紙與照片收于冊內，并在四周附以淡青色龍紋花綾。縱覽整部影集，無論是做工，還是裝飾，都極為考究，頗顯高貴，絕非民間之物。
依據文字記述，影集內照片所呈現的分別是“火車到京”“卸米入廒”“運米備驗”“米臺呈樣”“分段驗米”“斛收進倉”“迎風銷袋”“潮濕風飏”8個漕糧驗收場景。序言、跋文以及每張照片所附文字則詳細記述了“新政”施行后，漕糧驗收的各道工序、各級官員所負責任以及消除昔日弊端后所取得的政績。
巨變：漕糧先到天津，再由火車運至北京
通過對《倉場驗米圖》內的圖像及文字信息的提煉與剖析，我們可獲知清代特別是清末“新政”以后關于漕糧運輸與驗收的若干情況。
南糧北運，自元朝始至清朝末，一直是歷朝歷代的重要國策。通過桂春的序言與劉恩溥的跋文，可知清末“江浙二省歲取漕白糧一百萬石，納於京倉”，以及“令江浙二省，歲以漕白糧一百萬石輸入京倉”之細目。由此可見，江浙二省不僅是物產豐盈的魚米之鄉，也是京師漕糧的主要供奉產地。
“新政”實行前后，漕糧自南方運至京師發生過怎樣的變化？通過桂春所寫序言、劉恩溥所寫跋文亦可知曉。桂春曰：“我朝定鼎，沿明遺制，東南漕賦，遵淮渡黃，溯南北運河以達通州”，然后再“由通惠河運至大通橋，由大通橋監督以舟車輸入各倉”。至同治初年，漕糧的運輸“改用輪船、沙船，由滬海運至天津，由津易撥船（注：剝船，與“撥船”同，皆指“駁船”）河運至通州”。直至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新政”施行后，方改為“悉用輪船，行抵塘沽，改用火車運京”。
劉恩溥亦曰：“廢天津撥船，令海運漕糧抵塘沽后以火車運京”，可見運輸方式改變之大。《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二·食貨志三》載：“是年（光緒二十六年）南漕改用火車由津運京”，早于桂春序言所云時間一年。而《清史稿·卷四三九》中的《榮慶傳》述及漕運“新政”情況：“二十七年，擢大理卿，署倉場侍郎。以剝船盜米，改由火車逕運，并倉廒，增經費，杜領米弊端，裁稽查倉務御史，皆如所請行。”與桂春序言所述一致。
桂春是漕運改革的親歷者和參與者，其序言可視作一手材料，又與《榮慶傳》一致，也基本證實了《食貨志》所載漕運改用火車由津運京的時間不確，更知此影集有為史書拾遺補闕的重要價值。
改革后運至京城的大米，“干圓潔凈，竟為數十年所未見”
在桂春所寫序言、劉恩溥所寫跋文中均有詳細記述。如“以昔年倉儲積弊，由於陳陳相因，近時俸餉之糈，歲不過八十萬”，而實行“新政”后，“令各省折征之外，江浙二省歲取漕白糧一百萬石，納於京倉，著為定例”。同時改“江浙運漕悉用輪船，行抵塘沽，改用火車運京”，這不僅改變了過去“百弊叢生”的局面，而且達到了“費省運速，舊弊悉除”之目的。更為可觀的是漕糧的運輸次數、數量竟可達到“日二次者，午初、未初到局；日三次者，巳初、午正、未正到局。每次以車二十輛，運米六千余石”到京的龐大數量。
京師驗米處自明朝始就設在通州大光樓，“新政”實行后，改朝陽門外太平倉為驗米處。此一改動，不僅“接京津鐵軌直達其內”，而且徹底根除了原在通州揚曬漕糧過程中出現的“飛灑盈野，任人爭取，率以為常”情況，變身為“驗米場繚以墻垣，承以席片，非特無人闌入攘取，而顆粒皆可檢收”的場景。
制定新的管理措施，改革官衙機構中存在的弊端，也是“新政”實施內容之一，在漕糧驗收中亦不例外。正如跋文中所言：“滬局已漸生懈，弊端業經潛伏。遂不避嫌怨，奏請嚴定勸懲章程。於是本年江浙漕糧到京，干圓潔凈，竟為數十年所未見”，從而達到了“比年驗收漕糧，一切情形與昔時逈異”的局面。在人員管理上也同樣進行了改革，“光緒二十七年奏改新章，易經紀之名為夫頭”，采取“派監斛委員督飭夫頭率各役斛量”漕糧等驗收措施。此外，“裁并倉儲，節省漕運”，“改弦更張，毋蹈故轍”等多項“新政”后新措施的實施，在影集中多處凸顯出來。
千里迢迢運到京，如果大米不合格咋辦
太平倉位于北京何處？驗米場地有多大？這在北京的史料中似乎記載也不多。而此影集記述則頗詳。在“火車到京”照片所附文字中記：“太平倉在朝陽門外石路之南，西倚城墻，東臨城河。舊筑圍墻，自北至南，直抵東南角城樓下，袤延四里許。”并且“改北半為倉場驗米處，南半為江浙卸米處”，中間建有“日下蘇杭門”為界。由此可知，驗米處太平倉絕非現在位于北京市西城區的太平倉胡同，盡管它的名稱是因太平倉而得名。此外，太平倉南北竟然有四里多地長，而且中間還建有“日下蘇杭門”將卸米與驗米分開。今天，朝陽門外的太平倉早已不存，有關它的資料與影像也極為稀少。此影集無疑既可補北京史料之不足，也可補南糧北運之資料。
在“米臺呈樣”文字中記：驗米臺“高於平地尺許，以磚磨砌，四圍鑲巨石，廣方數十丈，其平如砥”，并且在臺的西側，緊靠城墻“建廈三楹，為收閱樣米之處”，在臺的東北“建高樓，為倉場暨坐糧廳督率員役瞭望之處”，而絕非今日通州復建大光樓之宏偉。漕糧驗收的程序及各級官員的檢驗，在“分段驗米”文字中也有記述，這就是“江浙委員呈米樣后，倉場滿漢侍郎、坐糧廳滿漢監督各分一段，親往逐袋察看，并以鐵探探取袋底之米。勘驗相符，始準兌收；其有參差不一律者，提出駁退。”可見分工明確，各負其責，無疑可充實南糧北運中漕糧驗收的史料。
此外，針對漕糧在長途海運中出現的受潮情況，除去“提出駁退”外，還采取了哪些補救措施？影集中亦有說明，這就是采取了“迎風銷袋”“潮濕風飏”的辦法。對于僅僅袋底受潮的漕糧，“令夫役於傾袋出米之時，先傾其半，余則以手握袋底，向高抖擲，迎風飛灑，潮者自干”的辦法；而對受潮嚴重者，則“飭夫役以箕盛米，迎風飏擲。其糠土稻皮則隨風散去，其潮濕者則經風收干”。并針對潮濕程度的不同，規定“濕輕者一風，濕重者二三風，一律干潔，方準兌收”。可見，漕糧儲存前所采取的防潮措施是依據實際情況，采取不同方法加以解決的。
僅國家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各藏一部
綜上所述，《倉場驗米圖》影集以文字與影像的形式，再現了百年前南糧北運、漕糧驗收的真實場景。這無疑對研究大運河在歷史上的作用、南糧北運中諸多環節的變化，以及漕糧驗收中的諸多細節增添了頗為豐富的資料。同時，亦可作為研究清末“新政”實施的有關資料。
“新政”諸多改革中，漕糧運輸與驗收并非“重頭戲”，相關史料不為多見，長久以來對“新政”在這一方面的具體改革細節缺乏足夠的了解與關注，此影集對此做了極有益的補充。盡管“新政”的實施，如同照射在已經病入膏肓、氣息奄奄的大清帝國的一縷殘陽，并沒能挽救封建帝王最后覆滅的命運，但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重要變革，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還是值得關注與研究的。
查公藏著錄，《倉場驗米圖》影集僅國家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各藏一部，其中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或缺圖或缺文字。反觀此影集，不僅圖文俱全，保存完好，而且文字均寫于灑金蠟箋紙上，明顯看出規格要高于其他館所藏之上，可見其頗為稀見與珍貴。文/彭震堯 李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