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明代中后期社會各方面不同程度的變遷，社會風俗趨向精致奢侈，傳統的儒學價值觀念面臨新的挑戰。
文人群體開始關注內心世界，個人意識覺醒，嘗試以開放的心態去對待另類的思想和學派，審美意向、政治信仰、人生理想、道德觀念上都出現了多元共存的傾向。
這里明代中后期蘭亭圖中所體現的文人矛盾主要有兩個，一個是雅俗之分，一個是仕隱的困惑。
雅俗之辯是從文化觀念上來剖析文人雅俗心理的碰撞，從雅俗的互動到文人審美意識的確立，另外從哲學思想上來解讀文人的仕隱困惑，從心態的矛盾到行為的抉擇。
雅與俗的問題究其根本是文化觀念的差異，即精英文化與市民文化。但不管是“陽春白雪”還是“下里巴人”都是屬于社會文化的一部分，且這兩種文化相互影響。
明代詩人袁宗道在詩歌闡明了雅文化和俗文化都是來源于自然社會，沒有必要完全分清界限，以包容開放的態度看待雅俗，文化藝術創作更加能呈現多樣面貌。明代中后期隨著市民文化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對文人階層形成沖擊，文人在面對大眾文化時所產生的焦慮。
這種焦慮就是雅俗之辯的問題所在，雅俗之別就在于其獨特的生活風格與價值體系。
明代中后期文人引領起來的各項活動都在宣揚雅俗標準，還有將大眾文化融入到文藝創作中，雅俗之辯主要在兩方面，一個是繪畫趣味；另一個是生活習慣方面。
繪畫的審美趣味是中國山水畫的表現核心，一直是以表現主觀性靈為主，特征是不受特定空間、時間的限制，超越現實，以理想山水意象為依歸，實際上寫實的名勝實景圖到了明代后期發展起來。
如黃宸的《曲水流觴圖》以墨筆勾勒雅致精美的庭園，四周環境是一派清雅，描繪的人物場景是熱鬧喧囂的世俗宴飲，體現的是雅俗兼備，既能體現風雅，又能滿足鑒賞者和市民的文化需求。
再從許光祚的《蘭亭圖并書序卷》來看，非文人趣味在畫中表現的更加明顯，既有詩文唱酬，也有勸酒闊論的場景，童子侍從恭敬立于一旁，人物衣服顏色艷麗，花樹繁茂，一派熱鬧的世俗。
既有文士的清雅，也有社交的俗膩。由此可以看出明代中后期的人物山水在對先輩藝術實踐的繼承中所流露出的文化和情感內涵，關注的是大眾審美趣味融入藝術生活中。
任何關于雅、俗的價值判斷容易陷入喋喋不休的爭辯中，爭論的偏激與片面性往往背離了對畫家的基本認識或判斷，這種情況就需要盡量避免。
在市民經濟和精英文人風尚的影響下，人物山水畫除了寄托山林情思，更要包含大眾審美趣味。
因此明代中后期的文人畫家出現了雅俗焦慮，在商品經濟和市民文化的影響下，很難免于俗文化的包抄裹挾。
文人士大夫受到商業化浪潮的影響，可以憑借自身才識聲望過一種相對富足安逸的生活，為了區別于一般的暴發戶，標榜自身身份的清雅。
因此就出現了清供、清玩、清賞等生活方式，用美學小品書籍劃分日常生活的雅俗界線。其實就是將日常生活藝術化，營造一種雅致古樸的生活氛圍，包含了庭院草木、房屋橋梁、文房器物、膳食酒茶等細節事物。
如陳繼儒的《小窗幽記》中寫到，文人的樂趣就是種花調香，蒔花弄草。明代文人開始追求現世生活的質量和享受，并從中發現了藝術趣味，帶有文人獨特審美的眼光，讓生活更加精致化。
到了明代中期后，這種細致講究更加深刻，在物質享樂的同時追求精神境界的愉悅，打造一種閑適優雅、遣興移性的藝術化生活方式，將世俗和雅致融合。
世俗生活與雅致生活的并存，當時文人交往，認為談論仕途經濟是生活的庸俗化，認為詩酒棋花是生活的雅致化，可見兩者是并存的。
一方面，文人受到商業化思潮的影響，可以憑借自己的經濟地位，過著一種精致奢侈的世俗生活；另一方面，文人是社會精英的代表，可以避俗，進而追求一種雅致生活。
《長物志》中對文人書齋雅趣的生活各方面都有詳細解說。
隱逸一直是傳統文化里討論的命題，儒家和道家對于隱逸都有自己的看法，孔子認為，天下治理有道，就可以出仕，無道就隱逸不出，莊子認為，真正的隱士并不是身居山野不見世人、不發表言論，也不關心時事，這是一種錯誤的看法。
儒道認為隱逸的認知來源于個體的自覺和精神覺醒，梁漱溟認為古代的隱士在政治、經濟、生活等方面都是處于一種自然淡泊的狀態，隱逸超越了物質狀態，上升到文人精神層面，是一種發自內心自覺的獨立思想體現，為失意文人提供心靈的蔽所。
明代的政治生態很嚴峻，文人士大夫階層的政治處境比較艱難，因此仕隱的話題成了當時文人心中糾結的人生抉擇。隱逸的理由有很多種，并一定都是因為仕途不順而選擇隱逸，范曄就做出了詳細的解釋。
這時白居易的“中隱”比較符合當時的社會狀況，不杜絕出仕的可能性，同時專注于文人生活情趣，在野就正心修身，尋求自身的意義，在出仕和隱逸之間尋找平衡點。城市山林就是這樣一個折中的所在。
在仕隱觀念上，宋元文人的遁世隱居是徹底的出世和與世隔絕，同樣是追求隱逸，明人則將園林與山林結合起來，即城市山林，在喧鬧的現實空間中構建一處遠離世俗紛雜的清靜居住地，沈周在《市隱》一詩中對于城市隱居有自己的見解。
這樣的隱逸是建立在調節生活附庸風雅的情趣基礎上，在日常雅化的事情上排解苦悶，尋求寄托。
明代很多文人都徘徊在這個抉擇當中，與政治糾葛的牽絆常常讓致仕文人對山水自然表現得更加青睞。
嘯傲山林的高士，不論是身處廟堂，或是處江湖之遠，瀟灑高逸都是最高的精神境界，隱居樂道，林泉丘壑自古以來就是歷代文人的追求，在仕隱觀念上，明代很多文人無不徘徊于仕與隱之間，文徵明就是典型的一例。
文徵明的思想包含著矛盾，他一方面真誠服膺儒學，做個堅定正統的儒者，努力按儒學的目標要求自己，心懷濟世之志，卻屢試不中，無從表見于世，成就功名，這是他從青年到中年遇到的最大挫折。
另一方面，他提出“人所自貴者，孰愈于仁？”，追求實現儒家“仁”的境界，“仁”與“樂山”、“靜”有關，論語里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為了從矛盾中解脫出來，需要靜心凝氣感受自然山水之美。
文徵明意識到明代政治斗爭的殘酷性，入仕為官并不能達到“兼濟天下”的理想，所以他選擇了歸隱故里。
文徵明在北京任官期間賦詩感嘆不該拋棄平靜的生活闖入北京官場，他從官場上全身而退，但精神還是要有所寄托，這一點在他1535年所作的蘭亭圖有所體現，草亭中的文士在深林掩映中，獨立于畫面下方的詩酒宴飲之外，仿王蒙層巒疊嶂的構圖，山勢婉轉扭曲，S形上升的動勢，幽深的山體與隱逸的主題正好相符，正是閑居適志，欣賞山水林泉的心境。
文徵明所倡導的失意文人清逸深秀的避居山水是明中期時的主流，當時因科舉或官場失利的失意文士除文徵明外，有一批吳中名流如王寵、蔡羽、何良俊等，同樣的感觸和經歷使得避居山水更能為他們共同接受欣賞。
山居隱士將文化傳承作為山居生活的主要內容，儒家提倡“立德”、“立功”、“立言”，選擇隱逸山林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尤其是政治失意挫敗，“立功”的理想抱負被現實粉碎后不得不歸隱山林，“立言”便成為隱士實現對社稷蒼生的責任，實現自我價值的主要方式。
雖然離開政治舞臺，但位卑未敢忘憂國，拋棄了塵世的功名利祿，生活和心靈趨向內向安靜，得以潛心研究文藝創作。
明代中后期經濟的成熟發展，使得民俗殷富的經濟條件強化了文人對政權的疏離，他們不求聞達，歸隱鄉間，開池館，藝松菊，戲弄翰墨，吟詠于猿鶴之間，怡然自得。
仕途不得志的文人畫家將目光投向山野，隱逸生活的場所和日常成了畫家作品主要表現的內容，“人”和“地”在畫作中發生了密切的關系。
隱逸之風的興起進一步拉近了文人雅士之間的距離和關系，一起從時代的劫難中建立了相知共勉的友情，由文人或民間贊助者興起的雅集活動就變得普遍常見，成為了取景入畫的絕佳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