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近期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結婚登記數為683.3萬對，較上一年減少約81萬對。該數據更是創下1986年民政部有相關數據記錄以來的新低，我國結婚登記數也已呈連續9年持續下降狀。
大家為啥不結婚了？
在不少專家看來，社會轉型、變遷交織，個人、家庭的傳統與現代婚育觀念、行為產生了諸多變化。其成因、趨勢都有復雜性，也對中國未來的人口結構、經濟有著深遠影響。
基于全國人口普查、大規模綜合性社會調查和網絡專項調查數據，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社會研究中心研究員於嘉教授撰寫了《何以為家：第二次人口轉變下中國人的婚姻與生育》（以下簡稱《何以為家》）一文，分析了結婚登記數連年下降的時代背景和原因。
於嘉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推動中國婚育變遷的因素中，時代背景的轉變以及產生的影響不得不提。
“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近幾十年來的經濟發展中，迅速工業化、城市化，過往以家庭為單位的經濟生產模式不斷式微，同時養老保障制度的建立，也分擔了子女在父母養老中承擔的責任。”
這樣一來，直接帶來了婚育觀念、行為模式的變化。“過去生產力水平不高的時代，結婚多為滿足家庭、家族整體需求，是集體主義文化的體現。而現在轉型市場經濟時代，社會分工明確，個人主義盛行，婚姻逐漸出現個體化趨勢，向滿足個體婚姻需求轉變。”
最鮮明的觀念變化，是人們對“多子多福”、“養兒防老”等傳統觀念的認同程度下降。父權文化削弱，女性社會、經濟地位提高，進一步帶動性別平等化觀念，個體主義的興起與兩性觀念的開放，亦令“大齡未婚”等帶有歧視性的觀念逐漸淡化。
尤其是中國女性，隨著社會經濟地位的上升，對婚姻與生育有了更多的自主權，也有了更多的選擇空間。“經濟獨立自主性，使得很多女性不再需要通過婚姻滿足物質需求，因此婚姻從必需品變成了可選項。”
具體到行為模式上，工業化、城市化帶來人口大規模遷移，使得大量年輕人遠離父母的“約束”，伴侶關系的建立更為自由，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同居，驅動婚前同居率持續上升，婚姻也不再是個體形成親密關系的唯一方式。
但現實中，同居依然不是一種穩定的家庭形態，依然無法作為婚姻的替代。“最根本原因還是在于市場經濟轉型，消費主義興起，使得人們更為強調婚姻與生育的經濟基礎，這又帶動了結婚成本變高。”於嘉表示，“這個成本，不僅僅是婚禮或者彩禮等方面的費用，甚至還包括購置房產，后續的生育和養育成本。進入社會工作年限低，經濟地位不牢固的年輕人，可能在婚姻形成上，面臨一定的困境。社交媒體的興起，更是助推強化了‘結婚成本高’的印象，催生了‘恐婚’一族。”
21個省份試點婚姻登記“跨省通辦” 圖/中新社記者 劉文華 攝
據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數據，中國的初婚年齡依然在不斷推遲。在2022年，男性進入婚姻平均年齡已經接近30歲，為29.38歲，女性接近28歲，是27.95歲。
趨勢上，“90后”男性與女性在30歲之前未進入婚姻的現象將越來越普遍，戀愛與同居關系在年輕群體中或許會占據越來越長的時間。
“調研對結婚態度的分析結果顯示，中國青年男女依然普遍期望進入婚姻，且理想婚齡小于當前實際的平均初婚年齡。”於嘉表示，“雖然渴望仍在，但中國青年男女普遍已不需要通過婚姻來維系生存，加之經濟、生活壓力的存在，主觀和客觀上都不急迫進入婚姻，致使初婚時間越來越晚。”
2022年1月的國家衛健委發布會上，國家衛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長楊金瑞在談到“出生人口持續下降問題”時提到，當前，90后、00后作為新的婚育主體，絕大部分成長和工作在城鎮，受教育年限更長，面臨的就業競爭壓力更大，婚育推遲現象十分突出。
於嘉的調研數據顯示，中國男女的不婚率都有所上升。在女性群體中，不想結婚的比例在年輕群體中略有上升，但主要體現在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女性中。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群體中，調研并未觀察到較高的不婚傾向。過往被社會熱議的“高知剩女”現象，在當前可能已成為一個“偽問題”。
在於嘉看來，隨著婚姻經濟成本與家庭生活成本的逐漸增加，“男主外，女主內”的婚配模式可能不再是最優的選擇。“男性也期望尋找到具有一定經濟能力的女性與之共同承擔家庭經濟壓力，這使得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女性在婚姻市場中具有更高吸引力。對這些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女性而言，雖然擇偶標準更高、尋找配偶的時間更長，但由于其存在持續的婚姻競爭力，最終進入婚姻的比例并不低。”
就男性而言，經濟地位較高的男性雖然整體進入婚姻時間較晚，但在婚姻市場中的競爭力越來越強，最終進入婚姻的比例也更高。
江西金溪百名青年古村相親 圖/中新社記者 鄧興東 攝
反倒是在近20年間，社會經濟地位低的男性有越來越高的比例，被排除在婚姻市場之外。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呂德文教授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城市社會，是普遍的男女青年晚婚的問題，而鄉村社會，則是普遍的男性青年面臨終生單身的問題。“在30歲以上鄉村未婚男青年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在婚姻市場上已經被淘汰的對象，極有可能終生不婚。”
在呂德文看來，這背后的經濟邏輯在于，當前“一動不動”（在城市擁有一套房，有一輛汽車）是很多農村地區年輕人締結婚姻的基本要求。都市化的生活方式在逐漸地取代過去的鄉土生活方式，年輕人希望進城，然后再完成結婚、生育、教育等家庭再生產任務。
“絕大多數農村年輕人進城買房，是在父輩支持下實現的，這源自于‘恩往下流’等傳統觀念以及‘人生任務’等代際責任。但若父輩無法有效支持，便很可能無法締結婚姻，締結婚姻也可能因為經濟實力無法維系生活，而出現婚姻解體。”
於嘉認為，當今社會，不婚是被動安排還是主動選擇還需要結合更大樣本進一步探索。相比于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男性群體屬于“被動”不婚，主動不婚人數的增加，或許才是婚姻制度轉變的最重要指標。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原副會長、健康中國50人論壇執行主任陳劍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結婚人數降低，直接影響的是生育率指標，特別是“一孩”生育率的下降。
在2022年1月的國家衛健委發布會上，國家衛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長楊金瑞同樣指出，婚姻推遲增加了女性終身不婚的可能性，進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
陳劍介紹了人口學上的重要指標，即總和生育率（英文中稱：totalfertility rate，簡稱TFR）。計算方式為該國家或地區的婦女在育齡期間，每個婦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數。
官方統計，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自1978年計劃生育政策開始之后就一直下降。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后，2016年總和生育率短暫沖高至1.7，較2015年明顯上升，但2017年又開始下降。
“問題的嚴峻性在于，中國的出生率和生育率在未來十年還將繼續下降。目前的生育主力，是22歲到35歲的女性，也就是1988到2000年之間出生的女性。據我們測算，十四五期間，也就是從2021到2025年，旺盛期的育齡婦女，正按年620萬的速度減少。按此速度，2035年會降到2億以下，2050年降到接近1億。”
陳劍還指出，結婚率、出生率降低，單身人口增加，在全球范圍也是趨勢。“我們正在經歷人類史上從未經歷過的人口變動，這種變動在我們過去幾十年都難以想象。”陳劍表示，“今年初，聯合國對外預計，印度人口將于4月追平并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注：因統計口徑、時間等問題，具體時間待定）。但當前的數據顯示，印度的生育率也在發生巨大的變化，更替水平也已低于2.1，或許到本世紀中葉也將面臨負增長。”
“只有生育政策全面放開，并大幅降低養育成本，讓人們生得起并養得起孩子，才能夠走出低生育率陷阱。”陳劍表示，“我的長期觀點就是，我們社會的保障，例如產假制度、幼托機構短缺以及女性平權等方面還有很多短板需要彌補，這些都是影響生育政策的一些重要內容。”
結婚人數降低，直接導致生育率降低，更深遠的層面，或又進一步加速人口負增長、社會老齡化。宏觀經濟趨勢，不少行業、產業邏輯或許都會受此影響。
宏觀經濟層面，學界存在爭議。悲觀的一派認為，人口負增長會使未來勞動參與率下降、勞動生產率增速減緩、需求下降、市場萎縮、儲蓄率下降，人口老齡化也會使經濟的創新活力減弱、財政負擔加重，或導致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
也有樂觀的一派認為，雖然老齡化趨勢難逆，但較大的人口規模在經濟發展中的回旋空間，仍可以促進和保障經濟增長且高質量發展。因為老年人積累的社會資本，同樣也是潛在的資本供應，因此人口負增長也有可能成為推動科技進步、產業結構升級、經濟增長的誘因。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楊立雄教授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人口結構的不斷改變，勢必會對以兒童為中心形成的相關產業帶來影響，但當下和未來的養老產業，究竟是不是“藍海”和“朝陽產業”，能在宏觀經濟中扮演多大角色，還需長期觀察研究。
近年來，已有不少咨詢機構的產業調研報告指出，例如私立婦產醫院、奶粉等行業，已開始受到沖擊，未來適應老齡化、獨居人群的相關消費行業，例如迷你家電、預制菜、寵物、科技領域的人機對話人工智能，更精細化的保險、醫療、養老產業可能會出現機會。
“我認為，全社會確實都要開始為‘進入老齡化’做準備。一方面，有關部門需要進一步針對養老產業細分領域進行厘清歸類，以便更精確地測算相關市場規模，服務于公共政策的制訂以及財政、社會資本的投入。另外，以過去10年的經驗來看，受制于養老金、經濟實力、節儉觀念等影響，老年群體作為養老產業的需求端，消費積極性還沒有充分釋放。不少企業、資本過去這些年進入養老領域布局，又容易將老年人尚未釋放的潛在需求，直接看作真實需求，因此很多產業邏輯也就很難成立。這或許，仍需要時間來轉變。”楊立雄說。
作者：葉珠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