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很多方面看，25歲的孟春彥都算不上一個幸運女孩，畢業趕上疫情，當老師遭遇“雙減”被裁，走上工廠流水線，轉正三天前，逛商場被從天而降的男人砸成重傷。所幸劫后余生，女孩的家人和朋友們從四面八方聚集起來，通過這場無妄之災，一群普通人看見了普通人，也重新理解了命運。
文丨魏芙蓉 編輯丨王珊瑚 視頻剪輯｜沙子涵
25歲這年，孟春彥“忘記”了很多事。
首先是坐立，癱在床上的身體使不上力，護工托起她的背才能坐直一會兒。抬手也變得艱難，她想跟人打招呼，或者說拜拜，發現手都伸不直。重新學會走路則至少花了她一個禮拜，而且是在不能離開輪椅或旁人攙扶的情況下。
“我腦子里很清楚要做什么動作，但是身體就是不聽使喚。”
兩個月前，一場重創讓這個年輕女孩在短時間內幾乎失去了所有行為能力。那是4月23日的下午，孟春彥途經商場過程中被一個墜樓的男人砸中，男人當場死亡，巨大沖擊力挫傷了孟春彥的腦部和脊髓，她在重癥監護室躺了十多天才得以脫險。醫生告訴家人，傷疤和后遺癥或許是伴隨終生的。
最初的一段日子里，孟春彥從未主動提起過那段經歷，家人們也小心避開那個話題。擔心女兒害怕，母親甚至私下給來到病房里的每個人都打了預防針：“你們不要當著我家孩子的面提起那事，要問啥咱們在走廊里說就行”。
直到一個偶然情況下，他們被迫同時面對這段記憶。“你還記得你是怎么被砸中的嗎？”有一次，孟春彥被不知情的探望者問道。關切的、擔憂的目光一下子全聚集到孟春彥身上，他們沒有在女孩的臉上看到驚恐或悲傷，相反，她愣了許久，給出的回答令所有人驚訝。
大家這時才發現，那場災禍、連同那一整天的記憶似乎都從她腦海中消失了。
被意外選中的普通女孩
被那樁意外選中之前，孟春彥對生活最大的期待不過是按部就班——不錯過每一趟進廠的班車，確保負責的機臺在每個程序上準確無誤，然后在月初收獲準時入賬的幾千塊工資。
她在上海一家半導體工廠當操作工。工廠每天生產出大量的硅片，她推著小車將它們送上機臺，輸入特定程序，待加工完成后再運送到下一個環節。不需要費腦，鮮少有交流，人人都被白色的防塵服和口罩捂得嚴嚴實實，像巨大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
幾個月前，她身處的還是講臺而不是操作臺。還在大學念師范專業的時候，身邊人就說她是當老師的料，她看起來溫柔恬靜，磨課時卻有股較真勁。
孟春彥自己多少也抱著這樣的想法。2020年畢業后她首先去了浙江義烏的一家教培機構當英語老師，談不上表現突出，但至少兢兢業業。干了一年多，雙減政策來了，孟春彥這樣的年輕教師成為最早被裁的一批。
為尋求一個安穩的庇護所，她和很多人一樣加入到考編大軍，在老家一邊當代課老師一邊備考，最后還是失利了。傷心過，但很快就接受了現實。當時情況下，一個普通人首先得考慮生存。代課老師的工資半年發一次，她跟朋友打趣，“好久不知道錢的滋味了！”
她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來到上海。她的好朋友，一位同樣在“雙減”中失去工作并選擇進廠的老師，向她發來邀約，“國家在大力發展半導體行業，很有前景”。
即便這份工作孟春彥也費了些心思才爭取到。按照朋友先前所叮囑的：不能說自己是本科生，別人怕你干不久；也不能說自己文科生，專業不對口。孟春彥索性帶著高中畢業證去參加面試，順利通過，稍不如意的是，這讓她比廠里大專學歷的員工要少拿700塊月工資。
操作工的任務比她想象中辛苦。早八點到晚八點連軸轉，一周內白班夜班接替倒。五人間的宿舍里，孟春彥每天早上五點半就要起床排隊洗漱，等候進廠班車；到晚上十點被送回宿舍，多說幾句話都覺得費力氣。
剛開始她有些不適應。上班時哈欠連天，扛不住了才去角落里瞇會兒。休息時躺在宿舍也迷迷糊糊，是白天還是晚上？該上白班還是夜班？總要反應好一會兒。最初介紹她來上海的朋友，在連續的夜班中難以支撐，也不被家人理解，“一個大學生進廠當操作工，對不起四年讀的書。”朋友沒等到轉正就離開了。
孟春彥不怕辛苦，也不覺得丟臉。比起之前費力費腦、又掙不到錢的經歷，現在這份工作她感覺幸福多了。他們家庭微信群的名稱，“越努力越優秀”，之前媽媽起的，孟春彥來上海后改成了“越努力越幸運”。她告訴媽媽自己真的好幸運，工作穩定，身邊有朋友陪伴，只要熬到4月26日轉正，一個月六七千元的工資比之前翻了幾番。
輾轉于工廠和宿舍的間隙，她不忘給自己安排些“省錢又省心”的活動，比如去宿舍區對面的商場逛逛，她很少消費，通常是去書店坐坐，抽一本書打發等待班車的時間。她最愛看職場溝通和女性成長類的書，畢業三年，她始終苦惱自己搞不懂人情世故。
如果天氣不錯，她還會去附近的公園曬曬太陽。在恒溫恒亮的操作間里待上一整天，人會變得異常渴望陽光。三四月份的上海，她挑一片草地躺下，讓全身都沐浴在暖洋洋的陽光里。
4月23日，對孟春彥來說原本也是再普通不過的一天。這天她上夜班，下午五點多，距離班車到達還有不到兩小時，她走進商場。工作日，一樓的環形大堂幾乎看不到其他顧客，按照她的習慣，只要穿過大堂直往前走，就能到達位于一樓角落的書店。
根據后來流傳網絡的視頻，此刻，大堂五樓，一名紅衣男子翻越了樓層護欄，扒在欄桿外側，幾個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員圍在跟前勸說，還有更多的工作人員從低層狂奔前來增援。
意外幾乎是一瞬間發生的。男子摘掉帽子一扔，隨后松開雙手，直直從五樓墜落。商場內爆發出人們尖叫聲，緊接著是一聲震耳的巨響，“砰——”，當路人的視頻鏡頭掃到一樓，一紅一黑兩個身影，醒目地倒在地板上。
其中黑色身影是孟春彥。
命運的玩笑
一千公里外的天津，孟春彥的媽媽王文利正在一家藥廠的流水線上分揀藥品。第二天凌晨2:00她剛下夜班，手機上顯示一連串的未接電話。電話接通，她22歲的兒子、孟春彥的弟弟急得大哭：“孟春彥出事了！”王文利聽完腿都軟了，買了最近的一趟火車票往上海趕。
孟春彥一家生活在河南焦作的農村，過去十幾年，這一家似乎總是被噩運光顧。孟春彥還在上小學時，爺爺奶奶相繼中風癱瘓，爸爸是獨子，此后留在老家照看了老人。后來外婆得了乳腺癌，媽媽王文利也不得不中斷打工回鄉。
在這樣的家庭長大，孟春彥從小就懂得體諒父母。很少提要求，身上常年穿的都是媽媽手工做的衣裳。考上重點高中那年，她主動提出要放棄學業去打工掙錢，被爸媽嚴詞拒絕。
一直以來，恬淡而知足不僅是孟春彥、也是這一家人的生活之道。媽媽王文利回憶說，那些年即便是幾個老人相繼臥床、經濟最困難的階段，他們也沒覺得日子苦。被病痛折磨了這么多年，他們更看重的是“一家人身體健康，都能好好的”，至于錢，“能攢多少是多少”。
2015年母親病情好轉，王文利離家去到天津一家藥廠打工，孩子爸則繼續留守老家，一邊照顧老人，一邊就近打零工，每天賺六七十塊的力氣錢。兩口子里外配合，先是供孟春彥讀完了大學，到今年小兒子大學畢業，可以說這家人終于要熬過捉襟見肘的日子。
這場意外把這個家一下子打回谷底。
比家人先趕到醫院的是好朋友劉靜。事發當天下午6點多，護士在急救床前用孟春彥的手機通知了劉靜。劉靜是孟春彥的大學室友，也是她在上海聯系最緊密的朋友，當初孟春彥就是跟隨劉靜先后腳進的廠。
劉靜的第一反應是詐騙，“不然也太倒霉了吧”。直到電話那頭傳來熟悉的聲音，是孟春彥虛弱、帶著哭腔呼喊：“靜靜，我被砸傷了。”
當時他們相距50多公里，劉靜租住在上海嘉定區的郊區，孟春彥則在閔行的郊區，平時買瓶飲料都要琢磨價格的劉靜，二話不說打車趕來。現場視頻這時已經在網絡上傳開，雖然畫面模糊，但劉靜一眼就認出了那件黑色外套，孟春彥衣服不多，來來回回穿的就那幾件。
被跳樓男子砸中頭部，劉靜在醫院看到孟春彥的時候，她嘴角還有未擦干凈的血，四肢不能動彈，僅有微弱的意識，醫院下了病危通知書，是劉靜把她推進了重癥監護室。
談起那次會面，劉靜至今感到后怕。她們的經歷如此相似，畢業后一塊去浙江做輔導老師，因為雙減先后被裁，當年孟春彥回到老家考編，她則來上海想繼續當教培老師，最后證明只是徒勞，她很快接受了家人安排的相親倉促結婚，進廠是后來又一個無奈的選擇。
劉靜在上海打拼時間雖然不長，卻足以認識到命運的殘酷和無常，在她看來，今天這場意外雖然選中了孟春彥，稍有偏差可能就是自己，是他們每一個普通人。她也開始自責當時給孟春彥的提議。那天她在醫院留守整晚沒有離開。
根據醫院診斷情況，這次撞擊造成孟春彥枕骨、頸椎和鎖骨多處骨折，頸部脊髓損傷，并伴有腦出血、腦挫傷。4月24日，在重癥監護室醒來看到媽媽，孟春彥說不上來其他的話，只是呻吟著，喊疼。
這是命運給自家開的又一個玩笑嗎？最初幾天王文利都是懵的，“腦袋一片空白，不知道該干嘛”。她呆呆地坐在病房門口，忘記吃飯，睡不著覺，也聽不進別人說話。
上海，這座女兒生活并充滿期待的城市，如今只讓夫妻倆感到無措。孩子他爸伺候老人十幾年沒出過遠門，趕來時還穿著家里的老布鞋，擔心“不會表達”，時常沉默在病房角落。王文利也不善言辭，接待來客和辦手續時臉上總掛著一副怯生生的表情，來來回回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謝謝”。
4月底的一天，孟春彥還處于昏迷狀態，由女兒的朋友們領著，王文利第一次前往事發商場。剛出地鐵她就看到了1號入口，幾天前女兒就是從這里進入，幾步路后迎頭撞上那場災難。
王文利在那兒站了許久，那時她已經連著幾天沒有合眼，說不清是因為疲憊還是淚水，她說自己在入口處看到了一團巨大的陰影，“全是黑的”。她渾身控制不住地發抖，到最后也沒有勇氣踏入。
遺忘和開始
如今，事發商場早已看不出事故痕跡，原本空曠的大堂重新擺上展位，每層樓也新增了不間斷巡邏的安保人員。
王文利始終難以釋懷，“就算不想活，為什么要去人流量最集中的商場？”
同樣讓他們焦慮的，還有高昂的治療費用。住院產生的13萬治療費至今沒有結，出事沒多久，王文利就因曠工太久被工廠開除，家里一下子斷了經濟來源。好在前不久網上募集的20萬元捐款暫時解了他們的燃眉之急，但接下來漫長的康復療程中還需多少費用仍是未知數。
擔心勾起女兒糟糕的回憶，這些事夫妻倆從來不敢在女兒面前提起，直到那次在病房里聽到女兒給出的回答。“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覺醒來，莫名其妙就在醫院里了。”她記得女兒當時說。
這個回答最初讓夫妻倆又喜又憂。擔心這是后遺癥的表現，爸爸有些著急，“那你跟我說說，你記性還行不？你還知道我是爸爸不？”孟春彥被逗笑了。經過多次確認，他們發現女兒記事清晰，唯獨丟了那天的記憶。
為這事王文利專門去問過醫生。“干嘛要讓她想起來呢？她能忘了那段經歷是最好的，最起碼能減少對她的傷害。”
醫生的話王文利聽進去了。她避免任何人在女兒面前重提那件事。對律師也不例外，有次對方來確認細節，掏出手機，那視頻差一點就要讓女兒瞧見了，得虧王文利及時攔下。
王文利覺得女兒需要徹底告別那段記憶。女兒出事時穿的衣服、物件她嫌晦氣，老早就給扔了。手術前醫護人員提出要給孟春彥推光頭發，征詢家屬意見，王文利像等不及似的：剃，剃了才好。
重新開始，從孟春彥的角度來說也確實如此。現在，她每天要面對長達6小時的康復訓練，重新學習坐立，寫字，走路，發力……
發生在身體上的另一個顯著變化，她不再渴望陽光了，相反她對溫度極其敏感，稍微受冷受熱，皮膚就會起雞皮疙瘩。
最近她重點練習的內容是寫字。五指中只有拇指和食指能使上力，她用這兩根手指拖著筆在紙上移動，寫出來的筆畫不直，手臂也晃晃悠悠的。但她很有耐心，開玩笑說自己出事前寫方塊字，現在練出來的還是方塊字，“字如其人，我就是這種板正的人”。
“我就擔心其實她也害怕，故意笑給我們看的。”醫生曾告訴王文利，后遺癥肯定避免不了，但具體的需要觀察她后續的恢復情況。住院一個多月，他們在6月10日辦了出院手續，一家三口住進醫院旁月租為2100元的一間臥室，繼續每天6小時的康復訓練。
出院第一天，就在那間10平米的出租屋里，出人意料地，孟春彥主動提起了一直被回避的話題。
“其實我想過很多次，（那天）我是要上夜班嗎？我下午去商場了嗎？發生跳樓有人喊我避開了嗎？”她戴著護頸靠在床上，頭上已經冒出一茬茬新發，“可能是應激（反應），我已經忘記了。我能記得的，那天好像也跟其他八點到八點的上班日子差不多。”
盡管媽媽那樣努力瞞著，孟春彥其實早就知道了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那是她從病房外聽到的，他們說有個老頭從商場跳下來，砸中了自己。
不像媽媽那樣憤怒，孟春彥說自己對自殺的男人沒有好奇，更談不上恨。“不是有句話說，你很難真正理解一個自殺的人？”為什么選在商場自殺，孟春彥猜想，“他是不是寄希望在工作人員或者好心人身上，想得到一些交流和開導？”相比之下，孟春彥還是強調幸運，“我身邊有這么多關心和愛我的人”。
那也是事情發生一個多月以來，王文利第一次聽女兒具體談論這件事。她聽起來理智而平靜，像是在描述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不幸。
在好朋友劉靜看來，那是孟春彥寬解父母的方式。王文利卻愿意相信女兒是真的忘了，她還要幫助女兒繼續遺忘，每次看見女兒皺眉，夫妻倆必定要伸手去撫平，“你什么都不用想，咱們好好訓練，多吃飯，爭取每天進步，就會越來越好。”王文利不敢奢求女兒百分之百康復，只盼望她能恢復到生活自理的程度。但內心里，她也做過最壞的打算，如果女兒再也不能工作了，他們一家人就簡單開個小店，一起陪著女兒。
那是以后的事了，現在他們打算做的，“就是滿心滿意陪著她康復。”
6月的一個早上，王文利帶女兒穿過了兩個十字路口前往一家早餐店。那家店王文利之前去過，味道和家里做的特別像，這次想讓女兒也嘗嘗，順便練習走路。
孟春彥這時已經能自主行走，只不過步子有些晃，抬腿和擺手的動作都略顯笨拙和夸張。一路上，爸爸保持在女兒身側，王文利則跟在后面糾正動作，“手晃太厲害了”，“步子像個老頭一樣”。這讓王文利想起二十多年前教女兒走路、拿筷子的情景，一家人也像這樣親密無間。她和那時一樣對女兒充滿信心。
（孟春彥、劉靜為化名）
出院后不久，孟春彥已經能自主行走。魏芙蓉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