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見芹菜罰單！福建閩侯一老農因銷售不合格芹菜獲利14元，被市場監管部門累計處罰10萬元。
但在市場監管部門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時，被一審閩侯法院裁定不準予強制執行，市場監管部門旋即提出的復議，于日前被二審法院裁定駁回，維持一審裁定。閩侯法院還就相關行政部門健全完善行政裁量權基準制度建設、推進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等方面提出建議。
這已經不是天價“芹菜罰單”第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了：2022年8月，國務院督查組曾通報陜西榆林市個體戶“賣5斤芹菜被罰6.6萬元”過罰不當。
督查組認為，對于有違法行為特別是輕微違法、初次違法的市場主體，不能過度懲罰，而應實行包容審慎監管，市場監管應制定行政處罰裁量基準，切實解決“過罰不當”“類案不同罰”和“任性執法”等問題。
而據媒體梳理，各地不乏類似“類案不同罰”的個案出現，有和榆林“芹菜罰單”同向的本地其他案例，也有與之差別較大的執法尺度。同時，在進入司法裁量領域的個案，各地法院的態度也不盡相同，甚至有地方的市場監管部門因類案“減輕從輕處罰”而被公益訴訟追責的情況。
可以確定的是，此番福建閩侯的“芹菜罰單”在司法判斷中依然獲得的是否定性評價，認為菜販在本案中具備初犯、獲利金額較小、不知情，以及“案發后配合調查，積極舉報他人無照經營，具有立功行為”等多個《行政處罰法》規定的“減輕或不予處罰”的條件。
而對于司法審理認定的多項可從緩的條件，距離執法一線更貼近的執法主體，卻貌似沒有依法取證、收集和及時適用。
“芹菜罰單”再現，而且是在此前那么一大場輿論熱議之后，還需要依賴個案司法的兩次反復確認，多少會讓人感到遺憾，何況還存在司法判斷的某種不確定性。
與幾個月前的“芹菜罰單”討論不同，這回因賣芹菜獲利14元的老農并未在受到處罰后提起行政訴訟，此次司法介入源于市場監管部門的強制執行申請。
如果說，涉事市場監管部門在做出處罰以及加收滯納罰款的2019年尚在榆林天價罰單被國務院督查組通報糾錯之前，那么本案在2023年2月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時，對幾個月前鬧得沸沸揚揚的天價“芹菜罰單”，依然缺乏及時的了解和必要的反饋。
現有法律確實有罰則明確的條款，但也對從輕、減輕甚至免除處罰給出了空間，有的基層執法為什么只對罰款的條條框框熟稔于心，而對需要寬容審慎的情況視而不見？
曾被行業自媒體廣泛討論的具體執法困境以及立法完善方案，不能因為輿論熱度消散就再次束之高閣。
行政處罰個案的糾錯，當然可以通過后續的司法裁量來完成，這也符合現代社會治理對司法職能的制度設計，可每次總要寄希望于司法裁量的定分止爭，卻不免有些耗費社會資源。
更何況，在經過整個社會圍繞“芹菜罰單”進行了一場“過罰相當”的大討論之后，在國務院大督查措辭不可謂不嚴厲的公開通報、勒令糾正之后，即便不是那個被督查組抓了的典型，也應當有最基本的對照反思機制，對既有同類行政處罰的尺度做全面的篩查。
如果說司法的糾正是在守底線，國務院的督查通報就是借由自上而下的行政監督序列進行內部糾正，公開通報更是為了“糾正一案，規范一片”。
在慶幸閩侯司法機關再一次亮明態度的同時，也有必要深思，司法之外的有效社會治理，如何更好地提升行政監督的傳導深度與基層執法的響應效率。
畢竟，這還真不只是一把芹菜的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