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
《白銀帝國：一部新的中國貨幣史》 徐瑾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銀，白金也。”《說文解字》中如是說。白銀是價值僅次于黃金的貴金屬。
對比西方人對于黃金的迷戀，國人對于白銀可謂念念不忘。從古至今，中國歷史上對于白銀的偏好幾乎隨著時間日益加深，而白銀成為中國本位貨幣的艱難歷程，恰恰也隱藏著中國歷史大變遷的隱秘緯線。
白銀在中國上古時代已有出沒，從考古來看殷商時期就用銀貝等物，“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這里的“白”，也就是銀。銀在春秋戰國已經具備貨幣部分職能，目前能夠找到當時的各類銀貝等貨幣出土。即使如此，五代之前銀更多作為裝飾賞賜，在秦漢之間銀并不作為主要支付手段。
從“不為幣”到最終的法定貨幣，白銀在中國的貨幣化歷程不無曲折。戰國至秦漢時期更多用金與錢，進入六朝、隋、唐是錢帛并行，宋、金、元至明初則是錢鈔流通。五代后白銀才開始逐漸用作支付，兩宋后白銀逐步進入民間，與錢并行使用，直到明代中晚期，白銀正式完成在中國的貨幣化。此后500多年間，中國經歷了大小戰爭，卻始終固守白銀。
對比中西貨幣史，從一開始中國與西方的貨幣制度就呈現出不一樣的特點。古代西方小國林立、國際貿易發達，雖然一國之內國王可以規定何為貨幣、價值幾何，這些規定卻無法在其他國家疆域內使用，真正能夠被國際市場接受的流通物，從很早開始就被鎖定為貴金屬鑄幣。早在公元前7世紀，小亞細亞的希臘小國呂底亞就已經開始鑄造固定總量、標明價值的金銀合金鑄幣（而中國遲至清朝末年才開始白銀鑄幣），從此塑造了西方貨幣史注重貴金屬鑄幣的路徑。
相比之下，在明朝中期之前，大部分時間內各種賤金屬鑄幣（銅錢、鐵錢）構成中國貨幣的主要形態，中間間雜著貨幣史上的早熟傳奇，即北宋到明初400余年最終失敗的紙幣試驗。回顧貨幣史，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在中國歷史上交疊出現，政府不時地受到誘惑，以虛值大幣或者輕薄惡濫鑄幣方式大肆搜刮，民間則以私鑄、停用惡幣等方式反擊，雖嚴刑峻法亦難禁絕。最終結果則是，即使帝王意志亦需接受市場檢驗，從半兩錢、五銖錢到開元錢再到宋代銅錢、鐵錢、紙幣，中國錢幣命運難以與王朝興衰相隔離。
從古代銀兩形態來看，隋唐以前稱銀兩為銀鋌、銀餅或銀笏，最早可以追溯到漢代。古代“鋌”通“錠”，從宋代開始一般稱呼銀鋌為銀錠，而把銀錠叫作“元寶”始自元朝。
作為稱量貨幣的白銀，不僅成色和品質需考察，而且各地換算方法林立，使用并不方便，直到民國“廢兩改元”才算正式全面以銀元取代銀兩，白銀得以以制幣形態流通。此外，中國貨幣歷史上雖然有各類當鋪、銀鋪、錢莊等金融機構，但是長期沒能發展出現代銀行體系，對于中國信貸體系的深化乃至現代國家轉型拖累甚深。
細究中國貨幣史，可以發現其形態變遷與制度發展均離不開特定的歷史變化，而貨幣的變遷背后對應著帝國的進退。歷史細密經緯之中，白銀始終是一根連綿不絕又隱匿無比的線。要重新認知中國貨幣史，把握白銀在中國貨幣化的關鍵進展，就必須結合經濟史、政治史、財政史、軍事史等研究，從更大的視野重新審視中國歷史。換言之，理解貨幣必須在貨幣之外，其前提是重新厘清中國歷史的關鍵脈絡。
進入近代，在白銀全球流入流出的牽引沖刷之下，中國經濟乃至國事都受到諸多影響，從明朝滅亡到鴉片戰爭，以及隨后多次政治戰亂與經濟危機，莫不如此。諷刺的是，民國在艱難告別白銀、邁入紙幣時代后，卻緊接著進入惡性通脹之中，幾乎重復了多年前南宋的紙幣故事，中國貨幣的千年躍進近乎被一筆抹殺。
早在白銀貨幣化的明末清初，不少啟蒙思想家就力陳白銀的弊端，視之為大害，黃宗羲說“故至今日而賦稅市易，銀乃單行，以為天下之大害”。白銀導致華夏易主、帝國落伍，白銀與落后，是無意巧合還是因果關系，白銀是否為中國落后的根源？梳理數百年白銀歷史，我們看到白銀的命運伴隨著一個古老帝國的掙扎與糾結，白銀嬗變背后，不僅是王朝更迭，更是文明興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