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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經濟學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先生因病醫治無效，于2023年2月27日19點31分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享年92歲。

2014年12月16日，他曾在北京參加2015網易經濟學家年會，獲得當年度的“網易年度最具影響力經濟學家”獎項，并在論壇上表示，高就業未必和高投資有因果關系。我們需要適度投資，擴大民間資本的投資，把投資放在產能短板上。靠民間資本，把中等企業、小微企業調動起來，讓更多的人能夠來創造，自己創業，來建立中小微企業，解決就業問題。

以下為發言精編：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新常態和經濟發展理念的轉變”。

第一個問題，什么是“新常態”，新常態就是按經濟規律辦事。過去幾年，在經濟增長方面，我們是超高速增長，超高速增長不符合經濟規律，也只能是暫時的現象，因為它帶來的損失是驚人的。

什么損失呢？第一就是資源過快耗竭；第二，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第三，低效率；第四、產能過剩。但這些還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第五，錯過了技術創新和結構調整的機會，機會是很難得的，當2008年全世界那些大國、強國都忙于技術創新和調整結構時，中國是一味的高增長，所以這是得不償失的，今天轉如新常態，就是要根據中國的需要改為中高速的增長，重在經濟增長的質量，重在結構的調整。

結構比GDP的總量更重要，我以前經常舉例子，中國現在的GDP總量是全世界第二，但中國從結構方面講，我們的高新技術產業，我們的能源，我們其它的各種制造品，都應該把重點轉到結構調整上來，讓高新技術產品占更大的比例。

第二個問題，對出口和進口的看法需要調整，不是出口越多越好，過去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為了賺取外匯的目的，出口越多越好，出口和進口應該是基本平衡的，基本平衡的道理，你老出口，別的國家怎么辦？這種貿易關系不能長久維持，所以既需要出口，也需要進口，這在當前的國際經濟中，我們的觀點需要轉變，因為我們現在保留下來的還是計劃時代的“出口越多越好”（的觀念）。在這方面我們應該講，外匯儲備也不是越多越好，因為外匯儲備主要是要用得好，用得好，外匯儲備就好，如果不會用，就會帶來很多問題，國內的貨幣流通量就增大了，你再進一步跟其它國家搞好關系就不容易了，因為出口越多，外匯儲備就越多，這是第二個需要調整的觀念。

第三個問題，高就業未必和高投資有因果關系，這是過去長期的觀念，覺得高就業就必須有高投資，高投資，然后才能從里出現就業的新崗位，這些看法漸漸不靈了，我在外面調查，很多廠現在正忙于投資，我問他們會增加多少人？他們說“一個人都不加，還要裁員”，一個都不加還裁員？這是怎么回事？因為用機器人啊，用新技術啊，還有，我們重在產品的質量，也重在人才的質量，人才質量這一方面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現有勞動力如果在技術創新以后、工廠設備跟進以后，還要再學習，如果他年紀大了就退了，不能另外安排了，他不適應新技術條件下的經濟增長。所以，高投資未必高增長，這一點應該記住。

那么我們靠什么增加就業呢？就業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一個重要的問題，適度投資，而適度投資就暴露了結構問題，適度投資，比如擴大民間資本的投資，不一定都要國家投資，國有企業投資；第二，我們在投資中應該更多放在產能短缺的短板上，這方面要投資，還要為了長期的經濟增長著想，為了環保工程著想，為了農業的現代化著想，應該要在這方面加大投資。還靠什么？剛才說了，既然靠民間資本，那就要靠政策把中等企業、小微企業調動起來，讓更多的人能夠來創造，自己創業，來建立中小微企業，就業問題就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得到解決，適度投資加上政策調整，不能一味的像過去一樣，以為高投資才能帶來高就業。

第四個問題，高利率未必能夠抑制通貨膨脹，高利率抑制通貨膨脹是有前提的，假定通貨膨脹是需求拉動的通貨膨脹，這時候高利率有用，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需求帶動的通貨膨脹會有，但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一樣存在，假定是要素成本上升，假定供給不足，短缺部門沒能跟上去，這種情況下高利率有什么用？高利率反而造成了企業的困難，而通貨膨脹如果在成本推進的條件下，結構失衡的條件下發生，那唯一的辦法是要降低利率，降低利率但要引導性的讓供給短缺的部門轉移，讓它把結構調整搞得更好，這一點也是未來經濟觀念里一個新的觀點。

第五個問題，任何行業都要懂得，市場是可以創造的，市場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我們老講要擴大國內消費，擴大國內消費要創造擴大國內消費的條件，假定產品都是十年一貫制，誰來買？不會有好結果的，所以一定要懂得創造市場，需求可以創造市場，供給一樣可以創造市場，供給要用新產品來吸引人，新產品吸引人，人家就買了。為什么要發展旅游？為什么要發展文化產業？它都是在創造市場，創造市場這一點過去我們重視得不夠，在這里，人才的重要性進一步被提出，因為有人才，營銷要有人才，有了人才，管理就上升了，所有這些都告訴我們下一個階段，教育投資的比重一定要增大，4%是經過很多年達到的，但4%的教育投資占GDP的比重是不夠的，因為今后是人才的時代，是人才競爭的時代。

第六個問題，一定要有“兩個假設，三種調節”，首先我們看一個假設，“經濟人假設”，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一直都是經濟人假設，人都是從自利點出發，爭取最大利潤、最低成本、最大份額，這并不是錯的，但已經不夠了，今天應該是兩種假設并存，“經濟人假設+社會人假設”，為什么一定要談社會人假設呢？因為人的投資有各種出發點，比如A、B兩個地方都可以進行投資，但A的成本低、利潤高，B是成本高但利潤較少，經濟人假設肯定會往A走，社會人假設就不一定了，人是社會的人，他投資B可能是出于各種考慮，B是我的故鄉，我的出生地，我對這里有感情，為什么這里的經濟還這么窮，就是利潤少一點，我也要在這里投資；我當時在B生活過，當時人們都瞧不起我，覺得我沒出息，現在我成功了，我就要在這里辦個廠，讓你們看看，出一口氣；還有第三種情況，我過去在這里做過一些對不起人的事情，我心中感到很內疚，今天我有錢了，我就要在這里投資，贖我自己過去的錯誤，表示我已經改正了……有各種各樣的可能，所以兩種假設是并存的，在今后，這個問題將會越來越多。

“三種調節”意思是什么？市場調節是第一種調節，非常重要，而且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政府調節是第二種調整，用一只有形的手調節，靠的是法律法規政策，而且政府調節是起著引領的作用，起著規劃的作用。有沒有第三種調節？肯定是有的，市場什么時候出現的？市場幾千年前才有，原始公社解體時部落之間出現了商品交換，那政府調節就更晚了，可是人類生活這么多年，少說有幾萬年，在這么漫長的歲月中，沒有市場就沒有市場調節，沒有政府就沒有政府調節，但人類社會存活了下來，人類社會靠的是什么？靠道德力量來調節，是一種道德力量調節，所以這種情況下我們認識得很清楚，道德力量調節是第三種調節，沒有市場調節，沒有政府調節，它就是唯一的調節，有了市場，道德力量調節也不能丟，有了政府調節，同樣需要道德來調節，市場調節是無形的，政府調節是有形的，道德力量調節道是無形卻有形，道是有形又無形，因為它是靠自律，靠文化建設，靠鄉規民約來實現的。我們說，自律是一種無形調節，如果是文化建設，企業文化建設，社區文化建設，校園文化建設等等，這都是有形的，而第三種靠的是自律和文化調節以外的鄉規民約，鄉規民約既是有形又是無形，口頭上存在，也可能寫成了文字，總之，有了道德力量調節，我們的兩個底線就出現了，一個是法律底線，大家在依法治國的學習過程中都了解到了，但另一個底線就是道德底線，人不能違背法律底線，也不能違背道德底線，所以在今后的經濟發展理念中，應該把這點看得更重要。

（演講標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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