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這是一節特殊的課。不牽扯成績，沒有標準答案，課堂內容也不涉及任何教材，只與兩個詞有關——“權利”與“規則”。
獨立教師陳漠寒開設閱讀課以來，必須和學生們先上這一堂課。課上，學生只需做一件事，建立屬于他們自己的課堂規則。她要讓學生在這個過程中，學會用自己的方式去捍衛權利。
在此之前，她剛從師范專業畢業，進入一所私立校教語文，目睹學生在班主任設置的“舉報制度”下，互相攻擊，逐漸異化，也習慣被老師辱罵、體罰。她告訴學生，老師不是權威，個體可以選擇捍衛自己的權利。但后來，學生們的反抗都以失敗告終，讓她陷入困惑，是否該激發學生這樣的意識？
沒過多久，她離開了那所學校，在成都一些國際學校代課或自己組班教課。現在，“權利課”上了三年，這位28歲的年輕女教師也不確定，這堂課究竟可以改變什么，但至少“要在湖水中丟下一顆石子”。
文|何香奕
編輯|毛翊君
提出規則
一年以后，再回想起那一堂課，高中生徐莉莉仍覺得“震動”。
那是高一暑假，她參加了陳漠寒的1對1課外閱讀網課。隔著屏幕，老師告訴她，第一節課的內容只是——制定課堂規則。之前她聽說，這位小個子的年輕女老師很特別，上課氛圍自由，不照本宣科，但面對這個問題，她還是一下子愣住。
在她熟悉的學校環境里，規則都來自于老師，不能談戀愛、不能染發、不能在課上吃東西，以及更多的“不能”。現在，對于這個習慣聽從的學生，主動提出規則成為一件難事。
課堂陷入短暫的沉默，陳漠寒沒有繼續讓她回答，而是拋出更多具體的場景來討論：老師是否可以體罰學生、是否可以言語侮辱學生、是否可以沒收學生的物品、是否可以占用下課時間？
每一個問題，陳漠寒都會找出相應的法律條文，指向學生的權利——人身權、身心健康權、人身自由權、人格尊嚴權、受教育權等等。
當時16歲的女孩第一次意識到，曾經習以為常的學校生活里，有那么多不合規的事情。更讓她難過的是，“我已經到了為自己爭取一點權利，都不知道應該爭取什么的程度了嗎？”
“上廁所自由”，徐莉莉腦海里蹦出了第一條規則。在學校時，原本10分鐘的課間休息，總會遇到老師拖堂，想去廁所她也不敢舉手表達。之后的提議變得順暢，她連續說出幾條規則，和老師達成共識：征得允許可以吃東西；上課時間提前預定；如果不滿意教學方式，可以隨時提出調整。
這門閱讀課開設了近三年，陳漠寒很少見到可以馬上提出規則的學生。“因為沒有人告訴過他們享有哪些權利。”她很理解學生茫然的反應，這也是她堅持在課程第一節做規則共建的意義——告知他們應有的權利，破除教師權威。
陳漠寒還會根據議題進行情景模擬。她記得一次，讓幾個小學生扮演老師，處理偷東西的學生，其中有一個孩子說到，人人都可以犯錯，偷東西只要還了，就可以被原諒，其他孩子也紛紛附和。
接著，她假裝訓斥一個孩子偷東西：“你怎么這么糟糕？其他人不要和他玩！” 有的學生立刻去安慰這孩子，有的跑出教室要告訴家長，也有的什么都不做。然后，陳漠寒才會告訴學生，老師的行為是錯誤的。
她并不要求每個學生都直接反抗，而是學會“溫和而堅定地”捍衛自己的權利：“根據心理承受能力選擇合適的方式，但即使是旁觀者，也不要起哄、嘲笑。”課后，一個之前認為偷東西就該被懲罰的學生也改變了想法。
上課前，陳漠寒都會提前告知家長課堂設置。他們中有工薪階級，也有中產家庭，都很認同這門課。一位家長看到這堂課后很欣喜，說孩子在體制內學校的環境里，變得有點苛責同學，希望培養孩子的同理心。
而上這門課的學生大都來自國際學校，少有普通學校的。陳漠寒觀察到，他們會有截然不同的反應：一直在國際學校的學生處在被尊重的氛圍里，會認為這些都是理所應當的事情，也敢于表達觀點，而普通學校的孩子闡述觀點時，需要她引導，回答常是“沒問題”。
在陳漠寒的印象里，李濤屬于后者。在第一節課上，這個15歲的男孩回答大都是一個字——“嗯”、“好”。兩年后，李濤把當時的沉默解釋為不適應，“感到奇怪，在學校里都是被規定的，第一次讓我自己說。”
那時，李濤正在家自學準備中考。他一直被視為“問題少年”，不聽話、成績不好、還會打架，初中轉了一次學，最后學校要求他做全班檢討，否則不能再去上課。“不公平”，李濤認為自己是受到同學言語侮辱才動了手，而那個同學卻沒有被批評，他最后放棄了去學校。“也不太喜歡那種集體環境，學生表面非常順從，其實私底下會罵老師。”
如今，李濤已經記不得，在陳漠寒的課上到底建立了什么規則，但他認為那是對的，心中模糊的原則也在那節課有了確定的答案——師生之間的關系應該是平等、相互尊重的。
開始舉報
五年前，剛剛工作的陳漠寒也陷入困惑：告訴學生們所擁有的權利，反抗老師的權威，是不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小學時，她經歷過老師的言語侮辱，看到同學被隨意體罰。作為班長，在這種權威之下，她成了忠實的告密者，甚至模仿老師的方式，去打罵一些不聽話的男生，而自己會努力考取好分數來獲取表揚。
矛盾的是，她內心極度厭惡這種權威，在一篇作文里寫，“希望自己成為一名傾聽、理解，不體罰學生的老師。”后來她考入一所師范學院，感受到平等的師生關系和自由思辨的課堂氛圍，更堅定了這個想法。
大學畢業后，陳漠寒考研失敗，本來想去教學理念更為契合的創新學校教課，擔心沒有實踐經驗，決定先到普通學校鍛煉。2018年8月末，她進入四川樂山一家私立體制學校，擔任初一兩個班的語文老師。看到學校育人目標是“讓每個生命成為更好的自己”，她覺得一切至少不算太壞。
頭一個月，陳漠寒感覺氛圍還可以。沒多久，有一個班的氣氛開始變得壓抑，舉手回答問題的同學少了，大家看起來都很累。直到目睹了一次班會，陳漠寒才知道變化的原因——班長拿出一個筆記本宣告：“現在我們來開始舉報。”全班同學都舉起手，挨個站起來講“我舉報誰……”
后來，一個學生說到，我舉報XXX喜歡在寢室裸奔。被舉報的男生馬上站起來反駁，其他同學也開始起哄。陳漠寒原本在思考怎么干預這件事，聽到這里她立刻走上講臺，打斷了這場班會，平時溫柔的語氣變得嚴肅，“舉報這個行為是不對的，極其惡劣。”
接下來的三堂課，陳漠寒都在和大家討論這個制度。學生們分成不同派別，有人認為老師是為自己好，“班主任說這是同學之間互相幫助的方式。”有的同學堅決反對舉報，有的很無奈地說沒得選，“犯錯會扣分，必須想辦法加分，舉報是最便捷的方法，而且別人也會舉報自己，不會有道德負擔。”
制度是這個班的班主任在這學期，基于學校操行分制度下新增的。學生可以24小時舉報，場所覆蓋教室、食堂、寢室，事無巨細——上課回答問題錯誤、在講臺上玩掃把、不穿校服、蹺二郎腿……違規的同學扣分，舉報者加5分。被舉報的同學可以申訴，但跟班長觀點不一致時，可能會被認定為不尊重班干部而扣分。
另外，做好人好事也可以加3分。每周，老師會和正分數的同學一起拍合照，發到家長群里作為表彰，而扣分輕的要批評、檢討，重的有可能影響在這所高中讀書。但陳漠寒看到，實行舉報制度后，這個班的成績并沒有提升，特別是班主任所教的英語科目，考試分數一路下滑。
陳漠寒只能提出，在她的語文課上絕對不可以出現舉報，但學生們沒有停止。一個孩子告訴她，得知自己第一次出現在合照里時，他爸爸正在開車，趕緊剎車停在路邊，不停拍著方向盤，“看起來特別高興”。
也有學生嘗試過反抗。有人堅持不參與，寫周記諷刺這個班級就是一座“大型監獄”，還有的想放棄，但結果，對他的舉報反而越來越多，為了不扣分，最終只能舉報別人。也有人選擇瘋狂做好人好事加分，撿同學的筆、夸贊同學，把分數沖上去。
陳漠寒也想過和這位班主任溝通，但又考慮，對方已經50多歲，其他老師和校領導肯定是知道甚至默認這件事。作為剛入行的年輕老師，她還是害怕溝通后會給自己帶來麻煩。
一起任課的幾位年輕老師都認為舉報不對，在自己課堂上明令禁止。但每次上課，仍然有同學拿出本子偷偷觀察記錄，老師們也只能私下吐槽“受不了那個班的班級氛圍。”后來，陳漠寒私下找了教學部部長。部長說也反感這個行為，表示會想辦法處理，但直到陳漠寒離開學校，這個制度依舊存在。
此外，體罰在這里也極為普遍，年輕老師也開始模仿這種方式。陳漠寒在辦公室看到，一位平時和她交好的年輕老師處罰學生，學生頭頂著書、嘴里咬著尺子，要做滿20個下蹲，每一次站起來時還要說一句，“老師，對不起，我錯了。”
陳漠寒沒有制止，反而是恐懼占據了上風。她害怕如果提出來，可能會被大家邊緣化。在同事們習慣、甚至炫耀家長送禮的風氣下，她曾悄悄推掉禮物，但為了不被孤立，還得告訴家長不要說出去。
身處這個環境里，陳漠寒也發現了自己的變化。
本來，她排斥所謂閱讀理解題的標準答案，鼓勵學生表達更多的想法，但面臨考試和成績壓力，還是不得不讓學生把答案記下來。在學生又沒有完成作業時，她第一次撕掉了作業本。那天放學回家的路上，愧疚、不安瞬間向她襲來，“感覺自己好可怕，完全是在以一種羞辱的方式去對待我的學生。”
第二天，陳漠寒在講臺道歉，然而學生卻告訴她，“沒事，就應該這么管。”看著孩子們的反應，她小時候那些具體的記憶忽然翻涌出來。
當時小學班主任老用皮鞋蹬學生、扒掉褲子打屁股、罰跪在煤炭渣上。陳漠寒對這樣的權威感到害怕，甚至憎惡，而對于她寫在作文里的那句當老師的愿望，班主任留下的評語是：“你長大后會變成像我一樣的老師”。
她不想讓面前的學生們成為當時那個恐懼的自己。那節課上，她告訴他們，老師需要尊重學生的尊嚴，如果做錯事，必須向你們道歉，你們也可以對老師制定懲罰，也有捍衛自己的選擇。
課后，一個女生找到她，“終于發現有人站在我們這邊。”
個體是有選擇的
經歷了這樣的一年，陳漠寒選擇離職。看著年輕老師們的變化，她感覺自己像一座“孤島”，也擔心不可抗拒地被同化。而面對學生的痛苦，她無力改變。
離開學校后，陳漠寒從樂山去了成都，做主教閱讀課的獨立教師。最初的生源只有朋友推薦的幾個孩子，一個月4堂課，每節100塊，碰上疫情時常取消，要和親戚朋友借錢維持生活。
父母不支持她的選擇，希望她盡快去到公立校。可她想到，在曾經的學校里，教室裝了監控，很難自由選擇一些文本，和學生放開討論。更讓她難以釋懷的是，學生們遭遇不公時的痛苦，還有自己曾經的沉默。
離職后，陳漠寒陷入了深深的懷疑，當學生們處在權利完全得不到保障的環境里，自己鼓勵他們去做“正確的判斷”，但嘗試發現無一例外全都失敗，她不知道這樣是不是只會加深他們的無力感？
“面對權利被侵害，個體是有選擇的。”這是陳漠寒常常告訴學生的一句話。在朋友的鼓勵下，她決定把這些事記錄下來，“給學生做一個示范。”
2019年年末，她找到以前的學生談話，錄下他們在學校的遭遇，又復印出記錄舉報內容的本子，把學生控訴舉報制度的周記做成圖片，也寫下她那一年的教學經歷和思考。
當她在網上發出這篇文章后，才突然感覺到解脫。曾經的學生紛紛轉發，之前體罰學生的年輕同事也留言，說后悔那些行為。可有個學生跟她說，自己準備和好友去找老師辯論舉報制度，被批評“搞小團體”，“你總相信在任何情境下，個體都是選擇的。可是我想告訴你，我們真的沒得選。”
問題究竟出在哪里？這個年輕的女老師開始思考。她最終發現，“一開始就要讓學生明白自己有哪些權利，然后如何捍衛。”
她搜到了《聯合國兒童公約》，才了解到，原來有個課程專門教學生認識自己的權利與義務。之后，她又被美國芝加哥一所公立學校的入學通知震撼，那里第一頁就寫著學生權利，詳細說明學生有人格尊嚴權、安全權、健康權、受教育權等等，之后是學生義務，然后是老師的權利和義務，“每一個錯誤行為都有一個適度的懲罰。”
給學生們上一堂關于權利和規則課的想法逐漸形成，陳漠寒設計了一套教案，題目叫“師生共建規則”，展示、對比國內外針對師生的法律條文和校規，再和學生們進行情景模擬、案例分析。
最后，這成為她閱讀課的第一節。第一次上時，面對的是幾個6、7歲的孩子，一起制定了“老師不能體罰學生、不能夠罵學生”的規則，孩子們還寫下了具體的要求，比如不能說學生笨、蠢之類。
其中一個孩子說起，曾被老師認定偷了錢，要站上講臺承認自己是小偷。從那之后，這個孩子就害怕老師，甚至不敢進學校。講完后，身邊的同學上去擁抱，說“你的老師做得不對。”孩子原本整節課都必須挨著陳漠寒坐，顯得缺乏安全感，后來開始能和其他同學坐在一起。
之后，陳漠寒也去一些小微國際學校授課，或者獨自組班，有時1對1，最多不會超過5人，都先和學生們共建課堂規則。但達成共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陳漠寒發現，年齡小的孩子對于老師的體罰、辱罵會直覺性認為不對，但需要構建一些具體場景教會他們如何處理。而初高中的學生們思維相對固化，有的認同老師可以體罰、辱罵，她就用大量的法律條文、理論概念、實際案例去改變他們的認知。
她也找過之前班上的幾位學生，15歲的“問題少年”李濤就是其中之一。男孩曾告訴過媽媽，無法理解班上有舉報制度。這位母親雖然不認可，但有時看著家長群里的“表彰合照”，也隱隱希望兒子有一天能出現在上面，其他家長聊起來，也多是認為老師管得嚴是件好事。
她忽略過兒子在小學時有過的自殺傾向。當時的班主任告訴她，李濤課間坐在窗臺上。她回家問兒子，得知上課被老師冤枉講話、撕了書，生氣想爬上窗臺吹吹風，就沒在意。后來開家長會，聽到其他班老師談到她，會說“那個跳樓孩子的家長”，她難以接受，才給孩子找了心理咨詢，又轉了學。
李濤媽媽沒有細問更多。而從李濤現在的講述中，他覺得自己曾經也聽老師的話、愛發言、積極為班級干活，但后來舉手提問時，老師回應“都講了好幾遍了”；看到班長仗著權利不給關系好的同學記扣分，幾次找老師反映，得到的回答只有“知道了”。
“我說不過，只有動手。”他小時候調皮就常挨父親的打，也學會了使用暴力。慢慢地，他成為班上不受同學、老師喜歡的學生。李濤媽媽也感覺到老師的處理有些問題，但還是告訴兒子，要聽老師的話，認為抗爭會有更多麻煩。
直到上高中的第一天，兒子告訴她，再也不去學校了。現在，得知陳漠寒的聯系，她很支持兒子去上閱讀課。李濤第一次在學校上陳漠寒的課，回家就告訴她，“班上來了一個很酷的老師，說‘起立’‘老師好’這些不重要。” 她很少聽到孩子用驚喜的語氣提到一個老師。
她記得家長會上，“其他老師談最多就是孩子的問題，很少談解決問題的方法，也很少夸獎孩子。”但陳漠寒說了李濤的優缺點，還提出建議，可以怎么讓孩子變得更好。
在湖水中丟下一顆石子
李濤媽媽清晰感覺到兒子一天天在變化，比如今年三八節收到了祝福短信，還告訴她以后想去日本的大學學習游戲設計專業。
去年，在放棄體制學校后，李濤媽媽在陳漠寒的引薦下，將兒子送去了成都一家去日本留學的預備學校，在那里可以根據李濤的愛好選擇相關的課程，日本歷史、烹飪、日語課等等。李濤在這里感受到了陳漠寒所教的師生平等、相互尊重的氛圍，有問題會舉手表達，有時和老師互相請客吃飯，“就像朋友一樣”。
看著這些變化，李濤父母意識到，孩子不是只有一條路可以走，“對于像我們在小城市里，以前覺得只有走應試教育這一條路。”李濤也感受到，爸爸現在會為小時候打他致歉，媽媽開始尊重他的想法，還會鼓勵他出門和朋友玩耍。
而提出“上廁所自由”的徐莉莉還是回到了那所私立中學，開始念高二。但那個暑假的課程帶給她的余波，依舊在震蕩。
回到學校里，再次遇到老師拖堂，她會想起共建規則課上提到的學生權利；看到試卷上一些文字華麗冗長、“假大空”的閱讀文本時，她會想念閱讀課時讀到一些的作品；而聽到老師念其他同學的高分范文，她也產生懷疑，思考文章的內容是否在進行真實表達。
她有過一陣割裂的感覺，腦海中一個聲音告訴她，在學校里就要學會去接受、服從，另一個聲音在說學校制度是不對的，應該去反抗。
在語文課上，遇到和老師觀念有分歧時，這個女孩開始站起來，表達不同的想法。還在老師因為課堂沉悶的氣氛發火后，寫了一封信，指出課堂設置的一些問題，并說“我們會和老師一起找到應對的方法”。最后，老師和她進行了一場談話，坦承有些價值輸入也不是他想做的，很欣慰她終于敢在課堂上大聲陳述觀點。
之后，徐莉莉還嘗試了一些小小的反抗。學校規定每個寢室長必須在午休、晚自習回宿舍后，巡樓15分鐘，很多學生都在吐槽這個規定。她和另外一個女生決定找班主任辯論，但結果并沒有讓制度被徹底廢除。
“至少我覺得自己邁出那一步了。如果一群人都覺得有問題，但沒有人敢去說，就是我們的問題。”這個曾習慣保持緘默、聽從規則的女孩堅定地說道。
盡管28歲的陳漠寒也不知道，這樣一節權利課到底可以改變什么，身邊很多人也告訴她不會有多大效用，但她說，至少“要在湖水中丟下一顆石子”。
學生們在課堂習得的方式，也延續到了家庭里。一位女孩的母親告訴陳漠寒，她和丈夫互相打趣時，女孩卻認為她使用了一些不好的語言，羞辱了爸爸，說“如果很生氣，也不要用言語去傷害對方，要溫柔地表達自己。”
在陳漠寒離開體制學校的第二年，一位曾經的學生告訴她，學校要求早自習站著念書，班主任不滿一位同學站姿，就辱罵道“你不是個東西”，那位同學馬上反駁說老師沒有權利罵他，“人人都是平等的。”
班主任直接講，班風這樣變差，是受了陳漠寒的影響。有學生立刻站起來說，“她不是你說的那種人。”教室里其他同學也紛紛站起來支持。
得知這個消息后，陳漠寒想到了她最愛的電影《無聲革命》。影片里，學生們被要求出賣同學時，班里一個接一個同學站起來，都說是自己。最后，沒有任何人幫助的情況下，這群學生集體從東德逃往了西德。現在，她感覺過往丟下的石子，終于蕩起了一點波瀾。
（為保護隱私，文中陳漠寒、徐莉莉、李濤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