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網站近日發表利比里亞前總統埃倫·約翰遜-瑟利夫和新西蘭前總理海倫·克拉克撰寫的文章，題為《維持現狀不能讓我們免于下一場大流行的災難》。全文編譯如下：
新冠病毒成為一種失控的病毒，并且有可能變得更加危險。有研究報告稱，到目前為止新冠病毒估計已導致大約1700萬人死亡，預計到2024年將令全球產出損失至少12.5萬億美元。它加劇了世界各地的社會分裂以及不平等，令衛生工作者精疲力竭，并逆轉了國際社會多年來在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所取得的進展。
換句話說，世界痛苦地認識到，我們沒有準備好應對一種新的疾病威脅。如果不改變，這一切可能會再次發生。事實上，情況可能會更糟。
大流行病的威脅是不可避免的，但地方性流行和大流行是可以選擇的。世界各國領導人現在就面臨選擇：為下一場大流行做好應對準備——還是寧愿冒險讓過去兩年半的災難重演。
作為大流行病防范與應對獨立小組的聯席主席，我們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研究如何防止類似這次的大流行，我們繼續密切關注并報告這一領域的進展情況。我們認為，國際社會需要采取五個相互關聯的行動，以防止下一次大流行病威脅再次摧毀地球。
加強初期應對
首先，各國必須努力阻止新的傳染病疫情蔓延至境外。現代監控系統——如果應用迅速且透明的話——可以幫助發現并阻止它們。舉例而言，盡管紐約州最近有關其廢水中含有脊髓灰質炎的報道并不是什么好消息，但保持透明和采取行動要比讓疾病惡化，冒著感染和傳播的風險好得多。
如果任其擴散，應對一種新的疾病——甚至是像猴痘這樣的現有疾病——最少會損失數十億美元。在最壞的情況下，會損失數萬億美元、數百萬人的生命以及幾十年的發展進步。大流行病的威脅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現，發現并報告疫情的國家應該受到稱贊——而不是受到懲罰，比如去年當南非和鄰國報告了新的奧密克戎變種時，它們被施加了不合理的旅行禁令。
世界衛生組織必須迅速向世界發出國際關注的健康威脅警報。當該組織宣布猴痘為全球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時，它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各國應該接受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立即幫助調查新的疾病疫情，不管他們的收入水平如何，也不管他們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
強化世衛作用
其次，必須加強世界衛生組織，令其能夠在全球衛生事務上發揮指導和協調機構的作用。該組織繼續需要更可持續的核心資金。此外，會員國必須根據其建議采取行動，協調應對健康威脅，而不是純粹為了保護本國利益采取行動。
我們的小組提出了加強世界衛生組織能力和獨立性的建議。包括把總干事在內的最高級工作人員任期限制為單屆7年；更加重視其各國辦事處的高質量技術支持等。
到目前為止，世界衛生組織的會員國在做出改變方面進展緩慢。他們同意改革對該組織的資助方式，以支持其完整性和效率。
這是我們需要做的一部分。世界衛生組織還需要更大的權威。目前，世界衛生組織只有國際衛生條例，該條例大致規定了各國應當如何以及何時報告疾病暴發，以及世界衛生組織可以采取什么應對措施。國際衛生條例阻礙了全球應對新冠肺炎的速度，目前修訂國際衛生條例的工作正在進行中——理想情況是制定更精確的報告時間表，明確各國有責任迅速對世界衛生組織的詢問作出反應，并授權世界衛生組織對疫情采取行動。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組織法》的規定，目前正在考慮的一項“大流行條約”可能有助于提供更有效地預防和應對大流行威脅所需的一些東西——包括共享科學、技術和專門知識的明確協議，以便所有國家公平受益。新冠肺炎已經非常清楚地表明，如果沒有這樣的協議，當前的市場力量允許最富有的國家以最高的價格首先購買呼吸機、防護口罩以及疫苗等救生用品，令較貧窮的國家排在隊列的后面。
但如果不包括執行機制，那么大部分全球條約都不會產生結果。在這方面，積極的激勵措施很重要——例如獎勵報告疫情的國家，立即為其提供應對資金和技術幫助。當各國未能為了共同利益采取行動時，也需要采取制裁等懲罰措施。各國已經為條約的基本大綱提供了意見，而執行部分還有待詳細制定。草案的初稿將于12月得到討論。
總的來說，我們擔心在這個條約上投入了太多的精力，而這個條約可能不會兌現。我們還對目前計劃的談判和協議的速度感到擔憂，該協議至少要到2025年才會生效。而且一項條約具有特定的功能，無法修正整個大流行防范和應對國際體系。
確保財政支持
第三條行動路線是財政準備。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的評估估計，全球每年大約需要300億美元，以確保所有國家都能充分發現和應對疾病暴發。預計其中三分之二的資金將來自國家預算——另外還必須提供超過100億美元的資金。
世界銀行6月批準的新大流行基金就是為了解決這一資金短缺問題。設立這一基金是大流行病防范與應對獨立小組的建議之一。該基金有可能成為現代治理的先鋒，特別是以新的方式籌集和分配資金，以承擔全球衛生安全這一共同利益的成本。
我們倡導全球公共投資模式，各國根據各自國內生產總值（GDP）、準備狀況以及國家財政狀況，向基金提供資金并獲得所需資金。令我們感到鼓舞的是，越來越多的國家——包括一些中低收入國家——準備向該基金捐款。但我們也警告說，這些資金不應來自或取代各國的傳統援助預算。
這一仍在發展中的大流行基金還需要建立一種治理模式，把處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國家以及民間社會的成員納入進來。堅持過時的“慈善捐贈人-受益人”模式將錯失轉變融資模式的機會。
用于大流行病防范和應對的新資金不必僅來自于這一新的大流行基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也可以改進其提供反應資金的方式。
關注低收入國家
第四，所有國家都必須能夠獲得阻止疾病暴發的手段。在向低收入國家人民提供新冠疫苗方面存在致命的滯后，這不僅導致本可避免的死亡，還會導致新冠病毒的持續傳播和變異。
在這一點上，慈善也不是解決方式。在新冠疫情期間，慈善沒有發揮作用，因為疫苗供應——由市場力量決定——幾乎沒有惠及低收入國家。這對下一場疾病威脅也不會發揮作用。
獲取新冠病毒工具加速計劃——2020年4月啟動的一個項目，旨在加快新冠肺炎檢測、治療和疫苗的全球分發——目前正在評估中。這一進程必須產生建議，并由此創建一個端到端平臺，確保開發適當的公共衛生手段，并在需要的地方提供這些手段。
舉例而言，雖然mRNA疫苗已經是一項具有巨大價值的科學成就，但它們需要通過超低溫鏈運輸，意味著將它們運送至低收入國家的工作既昂貴又困難。像疫苗這樣的醫學對策應該服務于阻止傳播和防止死亡的目標，而不是成為少數疫苗制造商的盈利工具，特別是在公共資金幫助其奠定了成功基礎的情況下。
借助政治領導力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大流行防范和應對方面嚴重缺乏持久的全球政治領導力。沒有它，其他四個必要的改革要素可能會失敗——并為新的大流行病災難敞開大門。防范和遏制下一個衛生威脅需要各國總統和總理發揮領導作用——他們有能力動員整個政府和整個社會作出反應、進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協調，并在世界范圍內促進問責機制。
世界衛生組織提議由自己成為大流行應對架構的中心，但我們持不同意見。世界衛生組織必須具備在應對大流行病威脅方面發揮重要協調作用的能力，但這些威脅太大且太廣泛，不能僅靠衛生部門來應對。
幾乎每個社會和經濟部門都受到了大流行病的影響，幾乎每個部門都必須為“阻止新的衛生威脅成為社會、經濟和衛生災難”的計劃作出貢獻。因此，協調遠遠超出一個單一的全球衛生組織所能提供的范圍。這涉及更廣泛的生態系統。
埃博拉危機暴發后，曾進行過一次評估，現在我們共同負責的這個小組建議成立一個獨立的、領導級別的衛生威脅委員會，以促進各國和各主要機構之間的協調和問責。這樣一個委員會將令全球大流行病防備和應對架構具有凝聚力和監督作用。
關于這樣一個委員會的形式仍有很多討論——舉例而言，它是否可以是聯合國大會和世界衛生組織的一個聯合委員會，或者聯合國秘書長關于成立一個緊急委員會來應對緊急情況的想法是否會獲得支持。但我們仍然相信，這樣一個委員會是改革后的全球大流行病防范和應對架構的必要組成部分。
世界不可能回到新冠疫情之初來阻止這場災難的發生，但國際社會現在可以采取行動，以確保新冠肺炎的歷程永遠不會重演。 如果我們滿足于一個不夠雄心勃勃和團結一致的一攬子改革措施，其后果可能是我們承受不起的。正如英國前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引用哲學家喬治·桑塔亞那的話所說的那樣：“不學習歷史的人注定要重復錯誤。”（編譯/殷夏）
來源：參考消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