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貨幣思想和貨幣制度來看，在明前期，銅錢與紙鈔陷入了貨幣供給的“循環困局”。
由于傳統貨幣思想無法解決貨幣供給的難題，明中葉貨幣思想轉型的第一階段出現了利用白銀改良貨幣制度的觀點。
需要強調，在明中葉轉型的第一階段，海外白銀尚未大量涌入中國。
國內白銀存量不充裕，利用白銀改良貨幣制度需要對流通貨幣管理辦法加以設計。
自明朝建立至明中期，在國內統一的大背景下，商品經濟逐步恢復發展。
在這一時期，流通貨幣以銅錢與紙鈔為主。
面對人口流動的日益頻繁和市場規模的日漸擴大，銅錢與紙鈔的流通都無法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
笨重且價值低的銅錢無法適應遠距離交易和大額交易，濫發的大明寶鈔因嚴重貶值而被民眾棄用。
明前期至明中期的商品經濟運行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從供給端來看，首先，明前期的人口數量獲得一定數量的增長。
若按4.1‰計算，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人口數為5677萬，正德元年（1506年）人口數約為9083萬。
也就是說，從明初到16世紀初，人口數量增長了60%。
其次，明前期至明中期人口流動的變化趨勢是越來越頻繁。
明代管理人口流動的政策依據是明初建立的以戶貼、賦役黃冊為核心的戶籍制度和以里長、甲首為核心的賦役征派制度。
戶貼、黃冊和里甲制度的結合，使得在元末戰亂中流失的人口重新成為明王朝的編戶齊民，分散割據的地方社會也被有效地重新納入到中央集權的控制系統之中。
宣德以后，民間自發的人口流動逐漸增加，并且在明中期形成高潮。逃避賦役、躲避饑荒、離家經商等是自發性人口流動的主要原因。
再次，官營手工業逐漸衰落，民營手工業逐漸興起。
從需求端來看，首先，主要城市恢復商業繁榮，全國性市場逐步形成。
15世紀初全國已經出現了順天、應天、蘇州等33個較大的商業和手工業比較發達的城市。
這些城市分布于全國各地，且各具商業特色。
可以說，明前期相對安定的統一局面，為國內商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這是宋元時期不曾具備的條件。
在明前期，特色商品可以銷往全國各地，商業城市遍布全國各地，商人活動在全國范圍內發生影響。
從某種意義上講，明前期至明中期是商品經濟發展、商人經營獲利的黃金時期。
其次，以走私貿易為主的海上貿易，在嚴酷的政策環境下爭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
在明太祖朱元璋“片板不得入海”的祖制下，明前期的海上貿易遂以走私貿易的形式存在。
政府多次重申海上貿易的禁令，間接印證了明前期至明中期走私貿易屢禁不止，并且日益增多。
再次，在人口流動逐漸增加的背景下，明前期至明中期逐漸出現了賦役不均和財政收入下降的問題。
明前期財政制度的基礎是以戶貼、賦役黃冊為核心的戶籍制度，以魚鱗圖冊為核心的地籍制度，以里長、甲首為核心的賦役征派制度。
總的來看，明前期至明中期商品經濟的供給端和需求端都發生了顯著變化。
在供給端，人口增長和人口流動引發產業結構調整，官營手工業逐步衰落，同時民營手工業逐步興起。
在需求端，國內商業恢復發展，海上貿易發展受到阻礙。
財政收入下降削弱了政府的消費能力，政府亟需進行財政制度改革。
可以說，明初的商品經濟和明中葉的經濟是完全不同的兩幅圖景。
在明初的商品經濟中，供給端的人口流動受限，需求端的全國性市場尚未形成。
在明中期的商品經濟中，供給端的人口普遍流動，需求端的全國性市場基本形成。
單從政府的角度來看，明初政府財政收入基本可以得到保障，明中期政府財政收入已經出現下降的情況。
（一）銅錢與紙鈔的二維屬性特點
貨幣既可以影響商品經濟的供給端，也可以影響商品經濟的需求端。
明前期至明中期流通貨幣的供給主要是銅錢與紙鈔。
從交換媒介二維屬性分析框架探討明前期銅錢與紙鈔的特點，需要結合明前期至明中期商品經濟運行的變化。
面對人口普遍流動、民營手工業興起、全國性市場逐步形成，銅錢暴露出了流通性較差的缺點。
第一，明前期銅錢的鑄造量太少，不能滿足市場流通的需要。
保證流通環節有足夠的貨幣是貨幣供給的最基本要求。
明朝統一全國后，市場規模遠大于宋元時期，明前期的銅錢鑄造量卻遠不及宋代。
貨幣供給的短缺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商品交換的進行。
第二，銅錢價值低份量重，不適合遠距離交易和大額交易。
銅錢笨重，適合近距離交易和小額交易。
明前期全國性市場基本形成，特色商品暢銷全國。
若繼續使用銅錢交易極為不便，運輸成本也太高。
第三，銅錢種類繁多，質量各有差異，造成結算支付的混亂。
明前期鑄造的銅錢和歷代銅錢兼行，此外還有私錢流入市場。
紙鈔的流通性好于銅錢。
首先，紙鈔輕便容易攜帶，可以滿足遠距離交易和大額交易的需要，克服了銅錢價值低且笨重的缺點。
其次，紙鈔的發行量可以由政府進行調控。
當流通中的貨幣量不足時，政府可以立即發鈔滿足市場的需求。
這比鑄造銅錢要快捷得多。
再次，明代只發行一種寶鈔，名義上統一了貨幣。
雖然新鈔舊鈔之間存在價差，但是這種做法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結算支付的難度。
雖然紙鈔在流通性上相比銅錢有所改善，但是紙鈔的穩定性較差。
大明寶鈔發行無需發行準備金，發行量不受限制。
當政府為滿足財政支出而大量增發大明寶鈔，大明寶鈔的供給遠超過需求就會形成嚴重的通貨膨脹。
一旦政府稅收不愿收鈔，大明寶鈔便失去了政府信用的支持。
如此一來加速了大明寶鈔的貶值，嚴重阻礙市場規模的擴大和商品經濟的發展。
以大明寶鈔形式存在的民間財富難以積累，從這個意義上講，增發大明寶鈔就是政府通過鑄幣稅掠奪民間財富的一種方式。
發行過程中政府權力監管機制的缺失是大明寶鈔最致命的缺陷。
由于大明寶鈔妨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利于民間財富的積累，明前期的鈔法宣告失敗。
值得注意的是，銅錢的購買力也可能發生波動。
除私鑄外，銅錢的鑄造權一般由政府控制。
當財政支出不足時，政府就會鑄造虛值銅錢，導致銅錢購買力貶值和物價上漲。
銅錢購買力的波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商品交換的不確定性，同時也損害了銅錢持有者的利益。
但是，虛值銅錢仍保有一定的含銅量，市場交易可把含銅量作為結算支付的標準。
換句話說，銅錢的穩定性好于紙鈔。
總的來說，根據交換媒介二維屬性分析框架，銅錢和紙鈔各有欠缺之處。
銅錢穩定性一般，流通性較差。
紙鈔流通性較好，穩定性較差。
從明前期銅錢與紙鈔的流通情況來看，單獨流通銅錢或者單獨流通紙鈔都會降低交換效率，不利于商品經濟發展。
（二）銅錢與紙鈔的“循環困局”
銅錢是明代以前傳統自然經濟最基本的交換媒介。明前期為了發行大明寶鈔，政府一度禁止銅錢流通。
隨著大明寶鈔的增發和貶值，政府被迫放開銅錢流通的禁令。但是，明前期至明中期銅錢的流通秩序一直較為混亂。
在明前期，先因銅錢流通不便而發行大明寶鈔，后因大明寶鈔增發貶值而流通銅錢。
然而，此時的銅錢仍然不能滿足市場流通的需要。
換言之，明前期至明中期的銅錢與紙鈔都不是貨幣供給的最佳選擇。
回溯宋元，銅錢流通性較差與紙鈔穩定性較差的難題同樣存在，紙鈔本取法于唐代的飛錢。
北宋以降，發行紙鈔由一種民間信用行為轉變成一種政府信用行為。
紙鈔輕便容易攜帶，又有政府信用為其合法性背書，宋元時期不乏認同紙鈔流通性優于銅錢的言論。
比較宋元時期至明中期的貨幣流通情況可以發現，銅錢流通性較差與紙鈔穩定性較差的難題具有連續性。
宋元時期商品經濟發展和銅錢紙鈔流通的矛盾，從本質上講和明前期并無二致。
有觀點主張使用貨幣本位的話語體系，用來研究宋元時期的貨幣供給。
這類觀點將兩宋紙幣的興衰置于中國貨幣本位演進的過程之中，認為兩宋紙幣產生于低值貨幣向貴金屬貨幣演進不暢的情況下，有著內在的不穩定性。
貨幣本位的話語體系偏重制度變遷的外生因素，較少談及交換行為對交換媒介的內生作用。
更關鍵的是，沿用貨幣本位的話語體系無法解釋中國貨幣制度在宋代達到信用本位的最高峰后又退回金屬本位的原因。
基于宋元時期至明中期的長時段視角，銅錢與紙鈔形成了一個貨幣供給的“循環困局”。
也就是說，由于銅錢與紙鈔均無法同時滿足流通性與穩定性，無論是鑄造銅錢還是發行紙鈔都不能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
傳統自然經濟分工程度低、市場規模小，交換行為限于近距離、小額交換，銅錢可以滿足需要。
隨著市場規模擴大，遠距離、大額的交換行為逐漸增多。
銅錢遂暴露出數量少、笨重等流通性較差的缺點。
于是，印制便捷、容易攜帶的紙鈔便應運而生，彌補流通性。
但是，紙鈔的穩定性較差，政府缺乏嚴格的紙鈔發行管理制度，增發紙鈔容易導致紙鈔貶值。
極端情況下，交換行為可能因價格體系崩潰而難以進行。
紙鈔貶值迫使交換媒介轉向具有一定金屬材質的銅錢，彌補穩定性并重建價格體系。
須知，此時的銅錢已經不能滿足商品經濟發展和市場規模擴大的需要。
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當民眾充分認知銅錢流通性較差的缺點后，紙鈔將再次成為貨幣供給的選擇。
貨幣供給的“循環困局”，反映了宋元時期至明中期貨幣制度的紊亂。
交換媒介不能同時滿足流通性與穩定性是貨幣供給“循環困局”的成因。
政府在貨幣供給上試圖調和銅錢與紙鈔的優缺點，流通中亦采取了分界、倒鈔、增稅收鈔等辦法管理紙鈔供應量。
然而這些舉措的收效是短暫的，政府超發紙鈔的沖動沒有得到有效抑制，宋元時期以及明前期發行的紙鈔均以嚴重貶值而失敗告終。
總的來說，銅錢與紙鈔的互動關系是不同流通性與不同穩定性的交換媒介循環替代，“循環困局”在流通貨幣僅有銅錢與紙鈔可供選擇的前提下是無法破解的。
一旦出現了兼具流通性與穩定性的交換媒介，貨幣思想轉型與貨幣制度變遷隨即啟動。
這一新的交換媒介，代表著貨幣思想轉型與貨幣制度變遷的方向。
這一新的交換媒介與銅錢紙鈔的互動關系，便是貨幣思想轉型與貨幣制度變遷的路徑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