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獻忠曾在武昌開科舉興學堂
明熹宗天啟七年（公元1627年），中國歷史上爆發了一場導至大明王朝滅亡的農民大起義，起義領袖李自成最終打進了京城，而另一位起義領袖張獻忠則在武昌城建立起大西政權，當過三個月的“大西王”。
明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平賊將軍”左良玉，對武昌、漢口二鎮大肆擄掠后，倉皇逃離。不久，李自成部屬攻占漢陽府，一路繳獲大小船只四五千艘。由于江水湍急，農民軍不習水戰，李自成所部放棄進攻武昌，經云夢返回襄陽。
此前，活動于安徽境內的張獻忠部，經一番斟酌后，毅然率大軍進逼武昌。他派遣軍師潘獨鰲潛入武昌城作內應，自己則統領大軍進入鄂皖邊界大別山地區，攻下黃梅后，全師入鄂。明廷即派大軍堵截，張獻忠西進失利。潛伏武昌城的潘獨鰲也因沈會霖告密而被擒遇害。
適逢李自成兵鋒直指武漢，左良玉率部順江出逃，張獻忠伺機揮師鄂境，逼近武昌，使武昌城岌岌可危。
當時，地方官吏冀望坐鎮武昌的楚王朱華奎，捐餉激勵守城官兵，湖廣三司官員便集聚楚王府，跪請楚王借銀數十萬以助軍餉，連致仕在家的原大學士江夏人賀逢圣，亦參與其中。不料，朱華奎一毛不拔，還居然讓仆人搬出朱元璋分封諸子時，賜給楚王朱楨的裹金交椅，說“此可佐軍，他無有”。直至張獻忠破城在即，朱華奎才拿出金銀募兵，招募一批被李自成部擊潰的散兵游勇，組成一支“楚府新兵”，由楚府長史徐學顏統領，實質上，是楚王府的私人武裝，不堪一擊，實難抵擋農民大軍強大攻勢。公元1643年五月二十九日，張獻忠攻克武昌。
張獻忠攻克武昌，并無多少激戰，可謂“坐而有之”。農民軍入城后，對劣跡不著的明朝官員尚以禮遇，時在城中的賀逢圣，曾任過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而且，曾組織武昌城防應對農民軍，張獻忠仍尊其為“先生”。可惜，賀逢圣為沽忠臣之名，竟率全家老小自沉于墩子湖（今武昌紫陽湖）。當時，效法賀逢圣的明朝官員雖有之，但為數絕少。故清初文人曾慨嘆“全楚淪陷，死者寥寥”。
對于城中的明朝官吏，只要略有幾分才具者，張獻忠皆予任用。即使是曾殺害過自己軍師的沈會霖，也被委任為漢陽知府，可見其胸襟。
張獻忠面對戰后破殘不堪的武漢三鎮，迅速采取善后安撫，下令發放楚王府中的錢糧，賑濟饑民。同時，自封為“大西王”，在武昌建立大西政權，改湖廣會城為京城，鑄西王之寶，改武昌府為天授府，以周綜文為知府，改江夏縣為上江縣。大西中央共設有六部五府，京城設五城兵馬司。張獻忠以楚王府為新王宮，宮前樹起兩面大旗，上書“天與人歸”、“招賢納士”。武昌城九城門也樹兩大旗，上書“天下安靜”、“威鎮八方”。
為招賢納士，盡快網羅人才，張獻忠曾在武昌開科舉，興學堂。大西政權在短時間內一再舉行科舉考試，在武昌派遣監軍李時華主持考試，錄取二十人為進士及第，授予州、縣印官（正官）；遴選四十八人為廩膳生，分授府州縣佐。時年六十歲的漢陽人陳玨還高中狀元。當年的科考場面熱鬧異常，參加科考的士子爭先恐后，以至“稍稍能筆墨者趨之若騖焉”。
張獻忠任命學道等專職人員管理學堂，還親臨府學，勉勵士子向學，并從中選拔幾十人，補充至地方政權。當時，曾任大西政權教授的龍貫士出過一告示，記錄張獻忠視察府學情景：“西王以七月十五日幸學，諸生其先期齊集，考古天子幸辟雍儀注，以不負先王。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至意，勿忽。”張獻忠為籌軍餉，采取打擊大戶之策。當時，大戶人家多以舟船停泊江中以避戰亂，又不時游弋于河池湖汊之中以躲藏。張獻忠兵分三路尋覓攔截，共截獲大戶之船一千余艘，其中糧食、物資充盈，保證了軍需供給。
張獻忠還在武昌及周邊地區招募一大批十五至二十歲的青年參加義軍，這些青年體力茁壯，大多了無牽掛，經強化訓練后成為大西軍南下長沙及西上入蜀的主力軍。
經過張獻忠的系列安撫及整飭，當時武漢三鎮一度秩序井然，開始恢復生機。湖廣布政司中共有二十一州縣歸附張獻忠的大西政權。
是年八月，左良玉在明思宗再三敦促下，率軍溯江西上，明朝各路大軍也先后向武昌壓境，張獻忠不得已放棄武昌，結束其短暫的“大西王”生涯，率部南下湖南。公元1646年，張獻忠在四川西充鳳凰山中箭身亡。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