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CFP）
經濟觀察報 記者 王雅潔 2000年夏天，大學剛畢業的伍羨，掏空積蓄，“斥巨資”買了一輛自行車，專門用來跑客戶。最多時，他一天騎著自行車跑了30多家客戶。
那年，他剛剛應聘成為可口可樂（中國）飲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可口可樂”）的一名銷售業務員。
選擇外資企業，在伍羨和他的同學眼中是一件非常時尚的事情。他說：“當時改革開放正處于紅紅火火的階段，外資企業紛紛入駐中國，我們都愿意去外企試一試。”
在伍羨加入外企之后的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根據中國商務部數據統計顯示，中國從1994年起，已連續6年成為世界上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引資國。“九五”期間吸收外商投資，較“八五”同期增長80％。
在伍羨來到外企奮力打拼之前的1994年，15周歲的王愛國帶上衣服和被褥來到天津打工，成為數億農民工中的一員。跟隨中國房地產和建筑行業的爆發式增長，王愛國從一天5塊錢，一路干到2008年時的一天500塊錢。
年年上漲的工資，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建筑工人的隊伍中。但在2008年之后，盡管房地產行業繼續繁榮發展，但王愛國卻發現從前每年都會上漲的薪酬，從那時起漲幅開始變慢了。
四年之后，蘇湛大學畢業，成為了一名程序員，繼房地產之后，萌芽的互聯網，即將在未來幾年，成為新的風口。
當時的蘇湛并不看好2012年初發端的團購業務，從線下轉移到線上，只是一個嘗試，他用“曇花一現”來形容一些企業對團購業務的開拓。
基于此，他選擇進入了一家偏傳統的航天系國企子企業。很快，“多輪融資”“程序員工資成倍增長”等信息開始出現，蘇湛果斷離職投身大廠，想為個人財富的增加再搏一把。
改革開放四十余年，通過勞動致富依然是大部分中國人的致富路徑。2022年，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6883元，其中工資性收入占比超過一半，約為2萬元左右。
在不同的年代，人們對于好工作的定義也在變化，有時這種劃分與行業有關，建筑、互聯網等行業在高速發展期創造了更多的財富；有時則和所有制相關，外企、民企、國企在不同時期被不同的年輕人所青睞。
入對行的年輕人更有概率獲得一段順遂的人生，而即使第一次選擇不能讓自己滿意的工作，重新進入行業，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期也并非難事。
“最棒的青春都在外企”
曾經“可樂就是青春、激情、夢想。”
伍羨聽著校園廣播里關于中國改革開放的播報，感覺一片都是紅紅火火的跡象，外資企業紛紛入駐中國，爭先來到大陸招商引資。他看到，可口可樂、肯德基、麥當勞、家樂福，這些初進中國的品牌，幾乎是開一家店火一家店。
根據中國商務部數據統計顯示，“九五”期間，世界排名前500名的跨國公司，已有近400家在中國投資設立了企業，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將中國作為其投資的重點區域，在稅收等優惠政策的引導下，一些跨國公司在中國建立了研發中心。
伍羨說，那個年代剛畢業的大學生，沒有背景和后臺，非常愿意去外資企業闖蕩一番。他甚至放棄了可以在母校留校工作的機會，伍羨說：“我果斷決定要去市場上。”
那時候，雖然沒有微信和智能手機，但剛剛興起的互聯網，以瀏覽網頁和QQ交流的方式，為包括伍羨在內的年輕人打開了新的眼界。
他用“如饑似渴”形容自己對信息的獲取和了解。對中國經濟了解得越多，他就越想躍躍欲試去外企挑戰自己，內心充滿期盼和好奇。
回憶起來，當年伍羨的同學中，也有極個別選擇去國企工作的人，不過那些不是主流。伍羨當時并不喜歡國企，和外資企業比起來，國企一點都不“時尚”，也不能引領行業。
在他選擇外企之前的1998年1月，全國壓產改革第一錘敲響，3000名工人離開了工作多年的崗位。
伍羨認為，當年的國企，正處于改革階段，發展活力有限，日常工作就是一張報紙一杯茶的狀態，他直言：“我一點都不向往國企，去了也沒有前途。”
在當時，外資企業開出了比國內企業更高的薪酬。當年還沒有線上招聘會，他便帶著簡歷，去人頭攢動的人才市場，一份份投遞簡歷，伍羨的簡歷只投向臺資企業、歐美企業。在現場，伍羨看到，外資企業的招聘小攤上，堆滿了簡歷，而國企那里卻相對冷清。
成功進入可口可樂的伍羨，一口氣干了10年，從業務員干到主管，直至分公司負責人。
為了跑業務，伍羨買了一輛自行車。每天8點，開完早會后，他就一家一家去讓客戶訂貨。
即便辛苦，他也認為自己夠年輕、有資本、能撐得住。那時候可口可樂的企業文化，是要做中國快消品行業的“黃埔軍校”。假如能在可口可樂做過，今后到哪里都會很順利。
伍羨的努力得到了回報，他的工資節節攀升，還拿到了優秀負責人的稱號，收到了遠高于同行的獎金收入。
伍羨說：“我在外企的工作經歷，這一輩子也不會忘。我在外企得到了成長和發展，青春最棒的時期都留在了那里。
“我想達到小康生活”
15歲的王愛國背著幾身換洗衣服、兩雙鞋、一床被褥，站在天津街頭。
在他的印象中，當時天津大街上，沒什么特別的建筑，又蕭條又冷清。
1994年的天津，剛剛提出全市重點建設實施項目66項，基本建設項目27項，總投資191億元，當年安排投資約62億元；更新改造項目25項，總投資63.6億元，當年安排投資約26.8億元；三資企業項目14項，總投資6.2億美元，當年安排投資約2.3億美元。
同年3月，天津市還初次定下了“用10年左右時間，基本建成濱海新區”的建設規劃。
王愛國呆過的第一個項目工地，是天津市紅橋區的一處住宅項目。干完之后他又來到天津日報社大廈的建設工地：“那時候收音機都沒有，農民工連報紙都接觸不到，后來在天津日報社大廈，他們做報紙的底片都撇出來，我們就看那個底片，開始接觸一些外界的事情。”
王愛國出來干活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賺錢，減輕家里負擔。好學的他，在天津日報社大廈建設工地干活時，還找師傅學習了電焊。
勤奮打工的王愛國，工資年年上漲，他記下了自己入行之后的每一年收入，1994年開始做小工時，非常累，錢也少，一天只能賺到三塊錢的工資。
他為這“三塊錢”高興：“累是真累，但我拿到錢了，干活很積極，學會電焊后，不到一年我就開始帶學徒，并開始接觸圖紙。”
第二年他的工資漲到了一天5塊錢，第三年一天10塊錢。
1998年，王愛國基本把水電工作的流程摸清楚了，工資一下子翻了倍，一天能掙20塊錢。那時候的王愛國覺得自己是“有價值的”，人生也“充滿了希望”。在沒有經過系統培訓的情況下，王愛國四處找途徑學技術，逐漸積累了豐富的工作技能。
1998年7月3日，中央發布《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宣布全面終止福利分房，全面開啟住宅商品化的時代。中國的城市化也進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
王愛國開始四處奔波，感覺有干不完的活兒。1999年，他當上了工地領班，工資呈現逐年上漲的態勢。當年，他的工資漲到了一天50塊錢，2000年直接達到了100塊錢一天。2001年工資已經漲到200塊錢一天了。
很快，非典來了。
王愛國被迫回到了家鄉，收入出現斷崖式下跌。不過，這一情況并未持續太久，非典結束之后的第一年，行業復蘇，他來到北京，拿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工資。
轉折點發生在2008年，那時候的房地產建筑行業依舊火爆，農民工的人數龐大。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民工統計監測調查，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國農民工總量已達22542萬人。
王愛國明顯感覺到，自從2008年開始，工資的上漲幅度就沒那么快了。他也不明白原因何在，只是一直維持著日均500塊工資左右的收入水平直到如今。現在，由于受經濟環境和行業發展等因素影響，他也面臨著欠薪的問題。截至目前，他還沒有拿到2022年的全部工資。
為了養家糊口，這幾十年來，他都保留著一年中只花一個月工資的習慣。疫情期間，收入下降的他想過轉行，結果一出門什么也不會，就又回來了。
對于未來，他希望能“像咱國家政策說的，達到小康生活水平就行。現在我的收入還不夠家里花的，一年能存下兩三萬元就不錯了，現在我的存款大概在四萬元左右。”
在他看來，所謂保衛自己的財富，就是“能少花少花，不買別的東西”。
“40歲后我想回國企”
蘇湛站在了中國互聯網行業發展的第一個風口。
2012年7月，剛剛大學畢業的他，隱約感到了互聯網行業萌芽的信號。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團購業務，比如2011年成立的美團，還有當時不溫不火的京東，正在首次嘗試將團購從線下發展到線上。
起初蘇湛并不看好這些新企業，他認為是“曇花一現”，行業前景未知。因此，他選擇進入一家航天系國企子公司當程序員，過上了“朝九晚五”的生活。
行業的變化之快，超出了他的想象。在他入職后不久，2012年滴滴上線。當年的“雙十一”，電商戰火引爆，天貓、蘇寧易購、易迅網、優購網、京東、1號店、國美等多家電商搶奪消費市場。“雙十一”活動當天，支付寶有超過1億筆的交易量，成交額達191億元。
這些變化逐漸讓蘇湛“感覺不太對”。他剛入職時每月稅前工資是6000元，每年工資漲幅是1000元。即使加上吃飯、住宿等單位報銷補助，和那些在互聯網行業發展的同學比起來，也顯得沒那么好了。
2014年，他感覺互聯網真正火爆起來了。滴滴打車業務和美團團購業務日益成熟。每天打開新聞，總能看到那些成功將線下業務轉移到線上的互聯網企業正在不斷融資。
蘇湛說：“不是這家公司幾輪融資，就是那家公司幾輪融資，下面的員工工資水平也隨之水漲船高。從那時開始，互聯網程序員薪資越來越高的消息，便鋪天蓋地涌出來。”
眼看著身邊的同學3000元、5000元，甚至10000元地漲工資，他徹底坐不住了。
他開始邊工作邊重新學習編程知識。2015年5月，蘇湛選擇跳槽到了一家做第三方互聯網線上支付的企業。當時由于支付渠道受限于國家每年下發的牌照，蘇湛所做的此類線上支付業務，介于消費者和相關APP之間的中間環節。
入職這家企業之后，他的工資的確有上漲，但是漲得不多，稅前一萬塊出頭。當時，他也沒有更好的選擇：“因為自己技術不行，在第一家傳統企業啥也沒學到，也沒主動看過前沿技術，更沒有了解到底在用什么框架做相關程序。”
為了跟上互聯網的風潮，他下定決心，無論這家第三方支付企業，開多少薪資，他都愿意干，因為他想用這家企業做跳板。
彼時，他那些在大廠的同學，到手的月薪已經接近2萬/月。
蘇湛沉下心積淀一年，2016年初終于如愿跳槽到了一家頭部互聯網企業，拿到了接近2萬元每月的工資，并工作至今。
在他看來，2017年是互聯網行業發展的第二個高潮，從2017年開始，他的工資保持著每年平均10%-20%的增幅直至2021年，同年，支付寶、滴滴上市遇阻，針對互聯網的監管開始不斷加強。
蘇湛突然感覺互聯網行業蕭條起來了，并且這種蕭條一直延續到今天。蘇湛所在的企業，從2021年開始，每半年裁一次員，為了保住工作，他也從2021年開始，保持著每天加班到夜里12點左右的習慣。行業相關的工作機會也變得特別少。
已經35歲的蘇湛深陷其中，只能拼命“卷”。他不敢輕易跳槽，害怕跳槽之后再被辭退，因為35歲在互聯網公司是一個“危險”的年齡。
他已經想好了自己的出路，那就是回歸國企。等過了40歲，他打算回到自己的第一家工作單位。
“國企給了我歸屬感”
和蘇湛不同，伍羨已經付諸了行動，真的入職一家國企做起了分公司總監。
隨著年紀的增長，2010年時，伍羨開始感覺到，好像國企更適合自己，雖然國企人際關系比外企和民企復雜得多，但是勝在穩定，勞動強度、工作量更小、福利待遇更好。
年輕的時候，他覺得外企干的是年輕人的活兒，而國企干的是中老年的活兒。
等中年回歸國企后，伍羨的想法出現了一些改變，現在的他認為：“國企有歸屬感，也有人文關懷，對比之下，外企和民企歸屬感沒那么強。從收入來看，國企有保障。”
在他逐步融入國企的期間，一批外資企業因為市場的變動，關閉了在國內的部分業務板塊，并遣散了在華員工。從2012年開始，中國的“人口紅利”開始消退，勞動力成本開始大幅上漲。而且，中國對外資的稅收優惠已經取消，不再享受以前實行的“兩免征、三減半”以及對外資的出口退稅政策。
從政策到行業，進入外企工作，已經不再是年輕一代的優先選項。
歷經經濟發展跌宕和疫情影響之后，蘇湛更加感受到國企的優勢。他表示，處于半壟斷地位的央國企，效益比其他企業要好不少，福利也很好。
蘇湛說：“雖然國企也有業績增長的要求和壓力，但是不會拼命透支第二年的業績。總體來看發展比較穩定，而有些外企在市場上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做業務時嚴重透支了下一年，對企業發展其實很不利。”
不過他也坦言，在國企內部，想要向上走非常難。對待這些變化，蘇湛的想法是：“不管進哪家企業，付出十二分的努力，在任何一個年代都不過時。”
（應采訪對象要求，伍羨、蘇湛、王愛國為化名）
來源：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