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一個生命在即將熄滅之時，用自己的余暉照亮了更多在絕望中等待的人們，“從此天各一方血脈相連，讓生命突破了生與死的藩籬”。

2012年7月6日，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成立，十年來，截至2022年12月11日，已實現捐獻人數43237人，捐獻器官個數131043個，挽救了十多萬人的生命。

“器官捐獻，生命永續。”澎湃新聞推出“讓生命永續”系列報道，記錄一位位器官捐獻者的故事，向他們表示深切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

2021年3月31日，全國人體器官捐獻緬懷紀念暨宣傳普及活動在南京舉辦，現場向紀念碑獻花。

沒有器官捐獻就沒有器官移植。為了從根本上解決器官短缺問題，讓器官移植更好地造福于民，我國啟動了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的相關工作。2012年7月，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應運而生。

十年間，人體器官捐獻制度不斷在完善優化。2015年1月1日起，我國全面停止司法渠道作為移植供體來源，公民自愿捐獻成為唯一合法渠道；2016年建立了人體捐獻器官轉運綠色通道；2017年通過紅十字會法修訂案，明確把遺體和人體器官捐獻列為紅會的法定職責；2020年5月我國首部《民法典》通過，對器官捐獻的相關內容作了明確規定……

過去十年，人體器官捐獻行業獲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2022年12月9日，《中國器官移植發發展報告（2021）》正式發布。報告中顯示，2021年，中國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達到5272例。

2020年12月6日，浙江“生命禮敬園”開園。

近日，中國人體器官捐獻中心主任侯峰忠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表示，人體器官捐獻數量穩步增長，緩解了器官嚴重短缺的狀況，挽救了十多萬人的生命，服務了醫學發展，有效助力了健康中國建設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他介紹，如今人體器官捐獻被社會廣泛認可和接受，550多萬人登記。僅2020年一年的志愿登記人數就達到了100萬人，2021年更是突破了150萬人，近兩年的志愿登記人數已經超過了前十年登記人數之和還多。

同時他也表示，由于我國人口眾多，器官衰竭患者數量龐大，現在每年約30萬人因終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的病人中，僅2萬多人有機會獲得器官移植，供需比例為1∶15，器官短缺依舊是制約器官移植事業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侯峰忠提出，未來會加強國家和省級器官捐獻管理機構的建設，壯大器官捐獻工作隊伍，建立更完善的器官捐獻體系，確保器官捐獻工作陽光、公正、高效開展。

共識的凝聚：從政策立法到成立機構

1999年，年僅29歲的深圳大學教師向春梅不幸罹患直腸癌，面對突如其來的病痛，她毅然地做出了捐獻器官的決定。她在《器官無償捐贈申請書》上寫道：“我愿意在我死后獻出我的一切有用器官。我相信我的兩個眼角膜是完好無損的，也許能給需要它的人帶來一線光明。”

向春梅去世后，她的眼角膜不僅幫助兩名患者重見光明，作為廣東省深圳市無償捐獻眼角膜的第一人，她也為推動我國器官捐獻事業作出貢獻。

2016年10月17日，首屆中國-國際器官捐獻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舉行。

《南方日報》曾報道，在向春梅捐出角膜的當年，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委員吳江影牽頭提出了一個要求為角膜捐獻立法的議案。

“制訂這個條例，最難過的不是技術關而是傳統倫理關！”參與、領導該條例制訂工作的時任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陳國權接受采訪時說，“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傳統的倫理思想還非常重。中國人一向都很在乎遺體的完整性，所以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都顧慮重重，認為立法時機尚未成熟。”

事實上，這個統一認識的過程集中在兩個觀點的交鋒上：是等傳統觀念有所改變后再立法，還是通過立法來改變世俗的觀念？

深圳市的立法者們最終選擇了后者，而且干脆一步到位由角膜捐獻擴大到人體器官捐獻的范圍。

2003年10月，我國第一個有關器官捐獻移植的地方性法規《深圳經濟特區人體器官捐獻移植條例》施行，從而開了在法治框架下推動器官捐獻移植工作的先河，深圳紅十字會參與其中。

但是，直到2006年2月10日，深圳才實現首例通過紅十字會開展的非親緣公民逝后多器官捐獻。捐獻者是一位四川籍農民工，因突發腦溢血去世，無償捐獻肝臟、腎臟和眼角膜。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城市，第一步就走了6年多，器官捐獻推動之難可想而知。

2005年，原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在菲律賓馬尼拉召開的WHO西太區高級別衛生工作會議上表示，中國將大力推進器官移植體系的改革，發展公民自愿的、無償的器官捐獻。

從此，我國器官捐獻和移植行業發展進入發展建設階段，開始建設法制化、規范化器官捐獻與移植體系。

器官捐贈很重要，但困窘之處在于：誰來做這項事業？器官捐獻不同于一般醫學問題，其本質是一項與醫學相關的社會動員工作，關鍵要取得社會認同，不能單靠行政來推動，更不能依靠經濟利益驅動。

2019年1月27日，“一個人的球隊”站在專業籃球賽場上，與中國女籃隊員進行一場友誼賽，成功為葉沙圓夢。

“在探索的過程中，各方意識到，紅十字會參與是比較合適的。”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主任侯峰忠說，保護人的生命和健康是紅十字會的宗旨，無論生存境況堪憂的器官衰竭患者，還是遭遇重大不幸離世的捐獻者，都是紅十字會關心的弱勢群體。“人道、博愛、奉獻”的紅十字精神，也與捐獻者的大愛奉獻精神相一致，更能得到捐獻者家屬認同。

2007年5月，國務院正式頒布《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明確“各級紅十字會依法參與人體器官捐獻的宣傳等工作”。這是我國涉及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的首次全國性立法，為紅十字會在全國層面正式參與人體器官捐獻工作提供了政策法規依據。

2010年3月，衛生部與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啟動了中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試點工作，立足中國國情和文化，學習借鑒國際經驗和做法，重點從組織機構、報名登記、協調員隊伍建設等方面開始探索。

侯峰忠說，人體器官捐獻工作從一開始就得到了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從國務院移植條例出臺到開展試點、機構隊伍成立無一不體現在其中。

2012年7月6日，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經中央編辦批準成立，主要負責參與人體器官捐獻的宣傳動員、報名登記、捐獻見證、公平分配、救助激勵、緬懷紀念及信息平臺建設等相關工作。

推廣和轉型：走向全國，捐獻成為唯一合法來源

2013年2月，試點取得成功后，衛生部和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在北京召開視頻會議，人體器官捐獻開始向全國鋪開；同年8月，衛生計生委發布了《人體捐獻器官獲取與分配管理規定》；10月底，由國家移植委員會OTC在中華醫學會器官移植大會上發表了“杭州決議”，要求移植醫院進行公開、公正、透明的獲取與分配器官，堅決貫徹衛生計生委8月頒布的規定，強制進行COTRS計算機系統分配器官的方法。

侯峰忠介紹，2014年，中國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僅一年就實現近1700例捐獻，成功完成了5000個大器官移植，加上親體捐獻，2014年我國的80％器官均來自公民自愿捐獻。

2020年11月17日，全國人體器官捐獻工作十周年宣傳活動在浙江杭州舉辦，“一個人的樂隊”現場演唱《感受生命》。

2014年12月3日，中國OPO聯盟昆明研討會召開，黃潔夫代表國家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宣布：從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為移植供體來源，公民自愿器官捐獻將成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中國捐獻與移植事業進入歷史發展的新階段。

來自中國政府和醫學界的這個莊嚴承諾，在國際社會引發了廣泛關注，在國內也贏得了一片叫好聲。

侯峰忠說，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國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獻器官的數量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在增長——2015年器官捐獻2766例，超過以往歷年捐獻例數的總和，2016年捐獻4080例，2017年捐獻5146例，2018年捐獻6302例。

侯峰忠說，還有另外一個數據能體現器官捐獻在全國逐漸被大家所認知，那就是器官捐獻自愿登記人數。2010年是1000多人，2011年是將近2000人，2012年是3000多人，2013年就到了1萬3千多人。2014年和2015年都是2萬多人。

早期都是書面的登記，后面啟動了線上登記系統，2016年登記人員就突破了10萬，2017年突破了20萬，2018年突破50萬，2019年突破80萬，2020年已突破了100萬，去年是突破了150萬。

侯峰忠說，最早的時候只能到當地紅十字會去現場填寫紙質版信息，后來實現了網絡登記，再后來在手機端微信公眾號中也可以登記，現在通過施予受、津心辦、浙里辦、網上國網等其他授權平臺也可以登記，并且其他各個方面的渠道也正在拓展中。

實際上，完成人體器官捐獻志愿登記也只是第一步，它僅僅是本人對器官捐獻意愿的表達，要想最終實現捐獻，還有幾項“硬性指標”：需要經過嚴格的醫學評估，確定其器官是否適合捐獻；需要核實志愿登記信息并以書面形式征求直系親屬（父母、配偶、成年子女）的同意，在《人體器官捐獻親屬確認登記表》上共同簽字確認；器官獲取必須在兩名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的見證下，根據捐獻意愿獲取相應器官。

2016年9月29日，在安徽省立醫院，醫護人員、協調員向41歲援藏醫生趙炬的遺體默哀致敬。

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王海波曾表示，提高器官捐獻率的首要任務是普及捐獻理念，澄清公眾對器官捐獻的模糊認知。在他看來，認為“登記了就要捐獻”，就是器官捐獻登記的一大“攔路虎”。他明確表示，登記捐獻與實際捐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事實上，每100個逝世的人中，只有1人才有可能符合捐獻的醫學條件。

自愿、無償是我國人體器官捐獻的兩大基本原則，生命不可挽救去世后才能捐獻是基本前提。而侯峰忠表示，在“自愿”中有些情況是不能接受的，比如有一些年輕人和家人鬧矛盾賭氣做了志愿登記，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員會跟家長和孩子進行科普，告訴他們器官捐獻中的責任和意義，并對其志愿登記予以撤銷或保留。

還有動了輕生念頭的人主動打電話提出捐獻的，“這種情況我們是絕對不可能實現捐獻的，這不符合倫理、不符合捐獻的前提。”侯峰忠說，疫情期間，他在值班時接到過類似的電話，聊了整整三個小時。在電話里，他好好勸對方“好多人因為生命正在離開而不舍，萬分留戀這個世界，而你身體這么好，更應該好好珍惜去活著。”

最終，對方選擇了放棄輕生，“想一想我確實比其他人好得多，我還是要好好活著。”

器官捐贈意識之變：“一個人的球隊”感動國人

2016年10月17日，中國—國際器官捐獻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召開，世界衛生組織（WHO）總干事陳馮富珍發表視頻講話表示，中國初步探索建立的既遵循國際原則，又符合中國國情和文化的人體器官捐獻中國模式是積極有效 的，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贊賞。

在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的推廣下，更多器官捐獻的故事被他人所知感動了國人。

2017年4月27日，熱愛籃球的少年葉沙因突發腦溢血搶救無效離世，生命永遠定格在了16歲。突如其來的噩耗令其父母悲痛欲絕。

在兒子生命最后一刻，他們決定捐獻出兒子的器官，葉沙的心臟、肺臟、肝臟、兩個腎臟和一對眼角膜，捐獻給了7個急需器官移植的病人，讓他們重獲新生……

2018年6月，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通過湖南省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聯系到五位移植受者，得到積極響應。為了延續葉沙的籃球夢，受捐者劉福、顏晶、黃山、胡偉、周斌決定讓葉沙以另一種方式“留在”這個世間。于是，他們組成了一支籃球隊，取名為“葉沙”。

2018年底，“一個人的球隊”得到了中國女籃的響應，在呼和浩特舉辦的女籃全明星賽上與女籃隊員打了一場“比賽”，為葉沙圓了籃球夢，央視暖春行動也進行了特別報道。

2019年8月30日，“一個人的球隊”登上“籃球世界杯”開幕式的舞臺。演員成龍講述了“一個人的球隊”的感人故事，并與隊員深情演唱《壯志在我胸》，讓全世界都知道了發生在中國的器官捐獻感人故事。

一個個感人肺腑的故事不斷上演：

2018年5月10日，年僅31歲的退役軍人胡晨去世，捐獻1個肝臟、1對腎臟和1雙角膜，5位患者重獲新生。他是安徽省首例退役軍人捐獻器官者。

在廣東，17歲的實習護士吳華靜因車禍導致腦死亡，家屬同意將其器官進行捐獻。黃潔夫得知后連夜趕往原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親自主刀將其肝臟、腎臟和眼角膜移植到受體體內，挽救了兩個人的生命、讓兩個人重見光明。

在浙江，法國留學生小奧在旅游時發生意外，留下了捐獻器官的遺愿。他捐贈的肝臟、肺葉等器官最終拯救了國內4位病人的生命。

2019年5月9日，在重慶西南醫院任教的澳大利亞籍捐獻者菲利普去世捐獻器官，在紅十字會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的見證下，家屬簽署《人體器官捐獻親屬確認登記表》。

在昆明，10歲女童小繼琴放學途中被重物打中頭部陷入昏迷，最終無力回天。家屬捐獻其一個肝臟、兩個腎臟、一對眼角膜讓5人受益，讓孩子“換一種方式存在”。

在青島，4歲女童小九月因病去世，家屬忍痛作出決定，無償捐獻她的雙腎、肝臟和眼角膜，給5人送去了和重見光明的希望……

隨著器官捐獻的宣傳，人們開始重新審視生命，逐漸摒棄傳統觀念，器官捐贈意識也在逐步增強，不少人在生命結束之際選擇捐獻器官。

在工作中，侯峰忠感受到，器官捐獻登記志愿者確實屬于社會上道德風尚更高，更具愛心和奉獻精神的人群。每個登記的志愿者都會拿到機構發的一張電子或實體的器官捐獻登記卡，這張卡也被稱為“好人卡”。

曾經出現多次，登記人不小心遺失錢包，其他人撿到錢包后，看到這張登記卡，就聯系上捐獻中心，要求幫忙找到錢包主人，“就沖這張卡，就知道丟錢包的是個好人”。

截至2022年12月初，全國累計器官捐獻 4.3萬余例，累計捐獻器官超過13萬個，累計志愿登記者560余萬人，這其中99%是在近10年內完成的，侯峰忠說，這些數據都呈現了過去十年器官捐獻事業的快速發展。

困難與展望：器官短缺仍是現實，提高捐獻意愿仍需努力

從宣傳動員到與家屬溝通、捐獻確認、獲取見證、捐獻完成整個進程都離不開器官捐獻協調員，他們是人體器官捐獻工作的骨干力量。

中國器官捐獻管理中心不斷組建專業的器官捐獻協調員，這些協調員均經過專業培訓，持證上崗。他們又被稱為是生與死的“擺渡人”，一邊是撕心裂肺的生離死別，另一邊則是殷殷期盼的生存希望。

“從機構到隊伍，一個覆蓋全國的人體器官捐獻組織網絡基本建立。”侯峰忠說，隨著十多年的發展，目前全國有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隊伍2200余人，志愿服務隊伍400多支5000余人。

即便如此，器官短缺仍是不可回避的問題。侯峰忠說，由于我國人口眾多，終末期器官衰竭患者數量龐大，現在每年僅2萬多人有機會獲得器官移植，很多人在等待中去世，器官短缺依舊是制約器官移植技術造福于民的主要原因之一。

2018年，湖州紅十字志愿服務隊啟動“牽手小海豚 續寫愛樂章”志愿服務項目，關愛器官捐獻者家庭子女。

曾經有多位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在媒體上發出過呼吁。全國人大代表、無錫市人民醫院副院長陳靜瑜在2021年全國兩會時表示，目前器官的捐獻遠遠達不到病人的需求，“很多時候我們基本上都是三十個病人在等一個器官，所以在這個角度上來講，我們要大力推動我國的愛心器官捐獻。”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王海京說，“有些醫學院校甚至因遺體短缺取消了解剖實驗課程。”

王海京解釋，在醫學教學中，按教學大綱要求4-7名學生解剖一具遺體，目前我國醫學院校在校生平均20人才能解剖一具，這對中國醫學工作者的培養和醫學事業的發展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

“需要從法律上明確捐受雙方的權利義務；規范器官捐獻的程序、運輸與分配等制度；明確衛生、教育、藥監、民政、公安、交通等各部門的職責，實現部門密切配合，高效運轉；國家政策支持，優化捐獻流程，加強人文關懷，解除捐獻者顧慮等。”王海京建議。

不可否認，我國的器官捐獻與移植事業還處于發展的初期。侯峰忠認為，進一步提高這一體系的公平和效率，是幫助公眾建立信任，提高捐獻意愿，推動器官捐獻與移植事業健康發展的關鍵，這也是我們所有從事器官捐獻和移植工作人員努力的方向。

侯峰忠表示，一路走來，他對國家的器官捐獻事業很有信心，“隨著國家人體器官捐獻體系在法律法規、政策制度、組織網絡、運行機制、保障措施等方面的不斷健全完善，隨著社會公眾捐獻意識的不斷提高，器官捐獻數量將會不斷增加，所有患者將會有機會等到救命的器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