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一次定義了校園性別霸凌，稱它普遍存在，是性別歧視的最惡劣表現之一。和沖突激烈的校園暴力相比，校園性別霸凌大多與身體暴力無關，它充斥著校園生活的每分每秒，甚至被視作校園日常的一部分，但造成的傷害，卻是持久以及不可逆轉的。
文|王祖一 劉丹倪 編輯|王珊瑚
不流血的霸凌
又是一堂體育課，最漫長的孤獨時刻。小柳一個人坐在旗桿下的花壇邊緣，沒人說話，無事可做。十米外，一群小鳥一樣活潑歡快的小姑娘在跳皮筋，“時不時得意地瞟你一眼”。這些拋下她的人，曾經都是她的朋友。
孤立來得莫名其妙。那個周末，她無意中聽說朋友們在談論自己，話題只有一個：她有多么討厭。大概是因為自己的身材吧——她從那些談話中分辨出只言片語：“小柳和某某（班級另一身材較胖女生）誰瘦下來能好看？”“小柳就算瘦下來也很難看。”
從那天起，她們就再也不說話了。但又不放過她， 她們會用對一個體型偏胖的女生能夠使用的所有侮辱性話語攻擊小柳，有時候是伴隨著笑聲但又足以令小柳聽到的悄悄話，有時用小紙條貼在她背上。當全班女生卷進這個惡作劇后，小柳的校園生活變成了曠日持久的噩夢。
教學樓后人跡罕至的乒乓球桌是她最后的避難所。那里遠離人群，可以讓她感到輕松一會兒。她常常坐在乒乓球桌上曬太陽，或者沉默地繞著陳舊的乒乓球桌打轉，桌角的水泥碎片因為她的存在加快了剝落的速度，“指甲都摳壞了”。
有一次，小柳像往常一樣走出自己的小避難所，操場卻異常寂靜。體育課上到一半突然取消，同學們不知何時被叫回教室，沒人告訴她。想到遲遲出現在教室門口，一定會被老師不分青紅皂白訓一頓，小柳僵在原地，哭了出來：“原來被全世界拋棄是這種感覺。”
沒有毆打辱罵，小柳的遭遇似乎很難被定義為“校園暴力”；女孩小團體孤立他人，也不是學校里的新鮮事，甚至作為特有的校園文化，時常出現在文藝作品中。201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關于校園、涉及性別的暴力妨礙優質教育》報告中，第一次定義了校園性別霸凌，它“普遍存在”，“是性別歧視的最惡劣表現之一”，包括“性暴力、身體暴力和心理暴力”。校園中的性別暴力，在女生身上一般表現為性別刻板印象傷害和小團體孤立，在男生身上則為對“娘娘腔”、同性戀男生的嘲諷和身體傷害。它第一次作為有別“校園暴力”的特殊霸凌種類，有了名字和定義。
和小柳的經歷相似，小寶的學生時代也曾遭到長期外貌羞辱。她是一位高挑、瘦削的年輕女性。膚色較深、天生卷發，長相很有異國情調。但在中學時期這是她的噩夢來源。因喜歡打籃球、曬得比較黑、氣質比較陽剛，同學們認為她“像男人”，“男人婆”“飛機場”“長毛怪”等綽號紛至沓來。她花費大量時間在消除體毛上，不敢上廁所，“因為別的女生會說，你的廁所在隔壁”。
因為自身經歷，小寶成年后選擇了預防性別霸凌的工作。她現在是位于廣州“友善校園”的負責人。這是國內目前唯一一個關注校園性別霸凌的公益項目，從2017年起為關心性別平等的中小學教師提供反性別霸凌的培訓。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報告，無論是小柳受到的孤立，還是小寶遭到的嘲諷，都是校園中基于性別的暴力，是由于社會里的性別規范和刻板印象造成的。按照報告統計，四分之一的校園暴力與性別相關，友善校園在工作中發現，這個數字在中國更高，十個孩子中有三個遭過欺凌，男女生都可能是受害者，因為性別文化的刻板印象，女性隱形受害者數量更多。
在校園暴力已經引發廣泛討論的今天，人們談及這一話題，最先想到的往往是流血事件。如果說男孩們面臨的性別霸凌主要與毆打辱罵相關，針對女孩的傷害就像細絲慢慢勒進皮膚。它充斥著校園生活的每分每秒，比如外貌打分，集體不和某個女孩說話……更糟的是，它們往往被視作校園日常的一部分，且如同瘟疫一般，“獨特且具有毀滅性”。
被刻板印象選中的人
喬喬至今記得二十年前走出五年級辦公室，想從四樓直接跳下去的心情。“這么小年紀就想談戀愛、結婚、生孩子啦？”她的班主任，一個頭發燙成方便面狀的中年女性，當著全年級老師的面把《珍妮姑娘》摔在她面前。這是講述美國20世紀初因貧失足少女的小說，以“不準帶課外書”為名從她課桌里搜出來的。
長大她才意識到，背上“蕩婦”罪名和讀什么書關系不大，被選中是因為她是出頭鳥。“我特別喜歡贏，就是赫敏上課搶答問題那種上躥下跳的，包括體育比賽”，上課會指出老師錯誤，和男生打交道也毫不扭捏。換句話說，不是刻板印象中女孩應該有的樣子。
然而內向順從，也不足以讓一個女孩在學校中自保。小棋就不明白自己還能如何降低存在感，她性格文靜，長期穿肥大衣服遮擋身體，但同桌男生還是取侮辱性綽號嘲諷她的身材。他們下課在走廊里推來推去，像玩碰碰車一樣，誰撞到她就會引發哄堂大笑。這種來自異性的沒來由的惡意，使她直到大學都不敢和異性說話。
在溫州一所高中教語文的小布老師發現，狹隘性別觀念帶來的影響，游蕩在校園的每一個角落。曾經有一名女生找他傾訴，說女生們議論她“行為不檢點”。調查后，小布老師發現這名女生只是性格爽朗，喜歡和男生一起玩，其他女生對此十分反感，開始制造關于她的謠言。
小布老師是一名85后，作為一名男性文科老師，自己就深受性別刻板印象困擾。同校理科男老師調侃搞詩詞歌賦的“娘里娘氣”，連相親對象都委婉暗示“以后可不可以不當老師”。在當地社會觀念中，老師是照顧人的角色，沒出息，不是男性應有的抱負。
這樣的經歷，讓小布老師對女孩們在學校中所受的性別限制感同身受。他從“友善校園”創始就接受培訓，逐漸意識到，“在有問題的社會觀念里，所有人都會被裹挾在里面，大家都會有偏見。”甚至包括老師。
他曾聽說，學校里有位老師上課時口無遮攔：“不得不說，有的專業在婚戀市場上比較受歡迎。”下面的女生當堂發出噓聲，直接跟老師吵了起來。這種師生沖突發生過不止一次。
刻板印象、外貌評比、蕩婦羞辱，相比霸凌，這些更像是女生在學校中遇到的“不愉快”。它并沒有被社會定義為校園霸凌，只能說是不恰當的行為，但只要時機成熟，它就可能通向真正的霸凌。這樣的氛圍中，任何一個女孩，無論活潑還是內向，合群或不合群，都可能因為不符合社會對女性的期待，成為被選中的那個人。
面目模糊的施暴者
選擇霸凌同桌，看上去是小夏對班主任的一場報復。班主任是那種傳統的數學女老師，會帶臟字罵女生帶壞成績好的男生。而班主任女兒、小夏的同桌卻是一個好女孩，“學習好，長得白白凈凈，溫溫柔柔，性格上沒有任何讓人討厭的地方”。
她現在承認，霸凌同桌除了對班主任的厭惡，也有對同桌本人“小小的妒忌”。
小夏曾經是位于班級中心的女孩，但現在，這名“什么都好”的同桌讓她感到危機。從表面上看，小夏和同桌的關系比其他同學親近，同桌甚至會告訴她一些小秘密。小夏利用這種信任，成為同桌“少女心事”日記和書信的第一手掌握者，當然，她會確保這個消息傳遍全班，直到性格暴虐的班主任——“因為我們知道她媽媽會打她”。
集體孤立，這種霸凌有個專門的名字“關系霸凌”。蕾切爾·西蒙斯在2002年出版的《女孩們的地下戰爭》專門研究了女孩間這種基于文化馴化的互相欺凌：“我們的文化不允許女孩置身于公開沖突之中，她們因此被迫采取非肢體接觸、間接、隱蔽的形式進行攻擊。”她們選擇的武器是剝奪關系，把討厭的人從集體中驅逐出去。
最糟糕的一次，小夏發現自己喜歡的男生喜歡上了同桌。她去垃圾桶翻出來同桌寫給該男生但又撕毀的信件，試圖將信件復原，“只有幾個句子被拼出來了。然后我就在她面前說這個句子，讓她知道我看了。她嚇壞了，不知道我是從何得知的，但是她又不敢跟我求證。”那一刻，小夏仿佛擁有了某種權力，她感到短暫的快感。
小夏自始至終都清楚地知道在給他人帶來痛苦，她自己也很矛盾，一邊傳同桌的閑話，一邊覺得自己是很惡劣的人：“我知道這很不對。她并沒有惹到我什么。可能當時我就是覺得她太好了吧，她讓我覺得，你在，我可能就不會顯得那么好。”
根據西蒙斯的論著，我們的文化對女性攻擊和親密感理解不夠，讓女孩很難用健康的方式處理與同齡人的關系。面對競爭和矛盾，女孩常常使用簡單但是過激的方式表達負面情緒。小夏的矛盾心情或許正發源于此。不論是無法反抗的班主任，還是無處排解、無人訴說的妒忌，都讓她除了將負面情緒發泄到同桌身上之外，別無他法。
幾年前，小夏通過查同學的關注列表，偷偷關注了同桌的微博。升入高中后，同桌就斷了與所有初中同學的聯系。發現同桌讀了研，結婚了，現在生活挺好的，小夏松了口氣，“如果她過得不好，我會把自己罵死”。她不知道是同桌心理足夠強大，還是當年的霸凌沒有對她造成什么影響。
并不是所有受害者都能這樣“幸運”。友善校園的幫扶對象中，有這樣一個女生：作為初一新生的她被全班女生孤立后，陷入抑郁，被迫休學。轉學后，在新學校又被孤立，只能再次休學，至今頻繁出入精神科。
對于在操場上哭泣的小柳來說，雖然學業并沒有受影響，但她的人生確實被那場持續五年的霸凌改變了。成年后很長一段時間，聽到背后傳來笑聲，小柳仍會頭皮一緊。緊張過后她才意識到，一切都結束了，再也不會有人在背后笑她胖、貼侮辱性紙條了。
過早經歷的關系霸凌讓小柳形成矛盾的性格：既有點討好型人格，又對集體極度冷漠。小柳朋友極少，至今無法輕易相信別人，對友誼本身也比較悲觀。她沒去任何一次畢業典禮，拒絕參加任何集體活動。
干預關系霸凌對老師來說也很困難，心理虐待很少留下證據，經常會被輕描淡為朋友間的“小矛盾”。更糟的是，關系霸凌讓施暴者擁有極大的匿名性，可以心安理得地摧毀一個女孩而不帶任何負罪感。
小黃老師在廣州一所高中教生物，他記得一個全年級參與、卻揪不出任何一個霸凌者的案例。一名女生被議論“喜歡勾引男生”，接到求助后，他花了很大力氣一個個詢問相關學生，追查謠言源頭，但收效甚微。每個傳謠學生都覺得自己很無辜，覺得自己只是圍觀群眾。
“置身于團體中參與沖突，任何一個女孩都不必對自己的攻擊直接負責。”西蒙斯在書中總結了針對女孩的群體霸凌的最大特點——躲在群體中作惡，霸凌者不需要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同時，參與關系霸凌的不僅是發起者，所有面目模糊的旁觀者都是幫兇。
關系霸凌并不是女生間特有的。小黃老師的觀察也證明了這點：“你以為男生不會搞小團體嗎？也會整個宿舍孤立一個跟大家不一樣的人。”他所任教的學校成績較好，學生受到的道德約束相對嚴格，因此校園欺凌大多屬于關系霸凌，不分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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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詩社”
小黃老師從事性別教育已有十年。早年他的關注點偏重性教育，直到參加友善校園的培訓，才意識到“性別”不只是生理知識，更關于社會觀念。他第一次真真切切看到校園性暴力受害者站在面前，講述他們在學校被圍觀上廁所、被集體毆打，有些人的朋友甚至選擇了自殺，“當時我很震撼。”
從那開始，小黃老師發現性別霸凌就在身邊。他遇到過一個長時間無法走出被霸凌陰影的男生。因為這個學生的同性戀身份，同學們發起了針對他的集體網絡霸凌。“死基佬”、“變態”等侮辱性攻擊頻頻刺向他。男生后來將自己封閉起來，不再信任同學、老師，甚至是家長。小黃老師嘗試調解，也得不到他的信任，只能看著他在陰影的包圍下度過高中生活。
正如小黃老師所說，一個老師在性別霸凌已經開始才介入，能做的就非常有限。將正確的性別觀念傳遞給學生，在霸凌開始前進行預防，才是治本的干預策略。
小布老師曾經目睹過學生持有錯誤性別觀念的嚴重后果。一些氣質陰柔的男生遭到霸凌，霸凌者會認為自己沒有錯，因為“這個人很變態，被打活該”，其他學生都在圍觀，沒有人站出來。他只能看到一次制止一次，但很難根治，“后來不打了，但搞冷暴力。”小布老師無奈表示，“錯誤觀念形成，干預就很難了。”
于是，小布老師的語文課變得有點像《死亡詩社》，讓現代性別觀念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至少能讓他們開始反思”。在講《祝福》時，他帶學生思考導致祥林嫂悲慘命運與女性身份有什么關系；講到《雷雨》魯侍萍“不公平的命指使我來的！”他問學生這個“命”到底是什么；講《致橡樹》，他贊頌其中展現的反傳統女性形象。
有時候，他還會刻意討論一些極端性別案例，問學生：“如果你的孩子是跨性別，是否接受？”“如果孩子找了一個比你年紀還大的男女朋友，你怎么辦？” 有人反應激烈：“絕對不行！”有人猶豫不決。最終，在小布老師的引導下，大家能得出一個大致共識，并理解社會討論沒有單一正確答案。
小布老師很自豪上過自己課的學生確實變了。有一次，政治老師在課上講唐山打人事件，譴責犯罪后，又加一句：“如果當事女生沒有在夜里出門，也不會遇到這樣的危險”。女生們立刻發出噓聲，當堂抗議。事后，憤怒的女孩們向學校提出投訴，要求這名老師不再教自己班。
觀念轉變是一個需要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事，讓小布老師欣慰的是，他讀到學生上交的隨筆，說一些現代性別觀念自己仍然接受不了，即使本能上反感，但并不會因為其他人的不同去攻擊他們，“我覺得這樣的學生，觀念上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我不喜歡你，但是我捍衛你應該有的權利。”這已經是很大的一步。
危機四伏
畢業多年，小棋回家鄉時，與當年霸凌自己的男同桌在街頭重逢。對方道歉，她第一次知道了為什么當年莫名其妙被霸凌：男生自己因為胖被霸凌，看到小棋，覺得他倆很像，就用自己被霸凌的方式虐待她。談到這段往事她聲音哽咽，但面對道歉的霸凌者，她仍選擇和對方禮貌寒暄。
她沒有真的原諒這個霸凌者，但又不知道該如何面對他的歉意。
在性別霸凌中，被霸凌者和霸凌者之間存在模糊地帶。有時，受害和施暴的身份甚至會發生轉換。一些被全班欺負的人，往往選擇成為下一任霸凌者，為了轉移矛盾，為了融入集體，或者僅僅是為了讓自己感到安全。
友善校園的負責人小寶在每次活動中都會講述自己的故事，她曾經在被霸凌的同時，霸凌他人。因為氣質中性，被全班嘲笑應該去上男廁所，她常常要憋到快上課才敢去廁所。為了融入集體，她轉而霸凌班上一名氣質陰柔的男生。她總在體育課報數時，第一個大喊：“我們班有22.5個男生，有一個不男不女！”全班哄堂大笑時，她會覺得自己和大家是一樣的。這名男生也因此不敢上廁所，甚至得了尿路感染。
由于自身經歷，小寶介紹友善校園對霸凌者的干預策略時，強調當霸凌情況不是太嚴重時，不要過早下定義。霸凌者是一個過于強烈的標簽，學生或許因此自暴自棄，產生持續霸凌的傾向。重要的是觀念教育，幫助霸凌者了解自己的矛盾心理的成因。小寶經歷過一次難以開展的學校活動，活動現場氣壓很低。后來小寶發現，到場的學生都是班主任挑選出來的，參與過霸凌的學生。孩子們覺得自己是來開批斗大會的，都很不開心，再也不愿信任老師。
某種程度上，被霸凌和霸凌他人的，都是性別刻板印象的受害者。友善校園認為，最重要的是讓霸凌者明白自己所受的錯誤觀念，并意識到霸凌行為可以因觀念的改變而糾正。
但干預校園性別霸凌的復雜性在于，由于社會性別文化的影響過于強大，性別教育工作者有時也被裹挾其中。為了避免家長給學校壓力，學校并不支持小布老師總是在課堂上“過多談論有爭議性的話題”，“說怕給學生誤導”。而小黃老師常常被同事稱為“性學大師”：“他們不認為我是個生物老師，他就覺得你就是性教育的老師，還要把‘性’字說得很重，會有不懷好意的那種笑。”
在大多數中小學生都擁有手機的今天，網絡社交成為校園生活的延伸，也使得校園性別霸凌數據不降反升。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7年發布的《校園暴力與欺凌：全球現狀報告》，美國15%的9-12歲兒童在過去一年內曾被他人通過郵件、聊天室、即時信息、網站或短信等手段欺凌過。女童成為網絡欺凌受害者的比例超過男童的兩倍，分別為21%和9%。
來勢洶洶的新危機面前，老師們的工作更加困難。正如小布老師反復重申的一樣，性別霸凌“是一個社會觀念需要改變的問題”，只有當全社會的性別觀念發生變化，性別霸凌才能被持久地封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