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一代又一代科學家心系祖國和人民，不畏艱難，無私奉獻，為科學技術進步、人民生活改善、中華民族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近日，中國科學院科學傳播局、中國青年報社聯合策劃推出“大國科學家”系列稿件，向社會公眾尤其是青少年群體集中展示中國科學家的感人故事，彰顯老一輩科學家的理想與使命，弘揚科學家精神，傳播科學思想。老科學家故事由“中科院形象資源建設”研究團隊、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組織專業人員采集挖掘。
潘文甲
1937年的廣西桂林，每逢空襲警報作響，人們便帶著自己珍貴的東西，扶老攜幼，迅速地躲到防空洞里。這其中，有一位溫文爾雅的中年男子，背著一個約一人高的布口袋，也焦急地上了山。他想去山上的埡口避一避。
可埡口下躲警報的人實在太多了。
男子一思索，又向山里走去，躲進一個山洞里。
直到警報解除，男子才稍微放下了心，背起他的布口袋下山去。可沒想到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令他和他的“布口袋”久久不能忘懷的一幕。埡口已被炸彈炸毀，碎石滿地，彈火繚繞，許多人已不知歸家的路，永久地留在了那里。
這個男子，就是我國著名的地質學家李四光先生。而在他身后珍之重之的布口袋里，便是他的獨女，我國著名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李林先生。
當時14歲的李林得了傷寒，不能見風。可是在炸彈的威脅下要跑警報，這可怎么辦？愛女心切的李四光便想了一個辦法，縫制了一個大布口袋，跑警報時將女兒裝到口袋里，背在身上。
長大后的“布口袋”不止一次地感嘆：“再糟糕的和平也比戰爭強！”
終于，新中國的成立迎來了和平的局面。
李林院士的一生，出生于民國初年，在戰火飄搖中經歷了青春年華。在父母的影響下，科技強國之夢深深刻入了她的骨血。為了祖國的建設和民族的命運，她將此后的歲月獻給了科學。
從鋼琴家到科學家
李林院士曾感嘆：“我這一輩子許多事都是出于偶然，如果不是因為手壞了，可能去學鋼琴；如果不是因為母親舍不得，也可能去學醫；如果不是因為秘書打錯了一個字母，也不可能從事今天的專業。”
1923年10月31日，在李四光34歲生日的第5天，他的女兒在啼哭中呱呱墜地，取名為“熙芝”。
熙芝的母親許淑彬女士學音樂，是一位溫文爾雅的大家閨秀。她當時正在北大女子附中教鋼琴。母親希望女兒向鋼琴方向發展。但不幸的是，6歲那年，熙芝的左手食指因生瘡短了一截。她就沒有正規地學下去，只在閑暇時作為業余愛好一直保持著。
父親的工作給了她無窮的想象，也給了她童年的歡樂。因為地質工作，李四光經常奔走在大自然中。熙芝跟隨著父親，山鳥、標本、石頭、珍奇，在爬山涉水中，所有的事情都誘發了一個孩童的想象力和好奇心。
因為父親是地質學家，常年從事野外地質調查工作，所以經常要搬家。熙芝的小學生涯經常是從一個學校轉到另一個學校當插班生，每個學校最多只能上滿一個學期。但在非常艱苦的抗戰條件下，熙芝仍然堅持刻苦學習。初中還沒畢業，她就跳級上了高中。但按當時規定，沒畢業的學生是不能報考的。為了能順利上高中，熙芝在報名時靈機一動，將自己的名字改為李林，考上了位于淪陷區的漢民中學。
從此，“熙芝”成了“李林”。
兩年后，16歲的李林再一次產生了跳級上大學的想法。她考取了貴陽醫學院，希望成為一名救死扶傷的醫生。但時局動蕩、戰火漫天，母親實在舍不得女兒離開自己。這次李四光也支持妻子的意見，為女兒選擇了廣西大學的機械系。盡管對機械并不感興趣，孝順的李林還是成了機械系唯一的女生。大學畢業后，李林被分配到成都航空研究院工作了兩年。
1944年6月，李林畢業于廣西大學機械系。“中科院形象資源建設”研究團隊供圖
1946年初秋，在父親的幫助下，李林前往英國伯明翰大學攻讀金屬物理專業碩士學位。這次專業的轉變，正如李林先生所言，又是一次偶然。李四光原希望女兒學習彈性力學，但因女秘書的一字之差，錯將elasticity打成了plasticity，變成了塑性力學，李林便被分到了冶金系讀金屬物理。
雖然經歷過幾次跳級，但李林院士的女兒鄒宗平女士卻說：“我母親求學的道路并不是‘學霸的道路”。
抗戰時期，為了生存人們到處逃難，很難顧得上讀書問題，更何況機械和金屬物理是兩個領域。在伯明翰大學留學期間，李林深感自己的基礎知識不牢固，英文也不熟練。為了趕上課業，她十分刻苦，一天中十幾個小時都用來學習、做實驗，每天要學習、工作到深夜兩三點鐘才去休息。這期間，父親的精神鼓勵一直陪伴著她。李四光先生不間斷地用英文給她寫信，安慰她“不要著急、慢慢來”，鼓勵她“堅持”。
后來，李林院士回憶這段經歷時寫到：“有時，我也感到很累，但是一想到祖國所遭受的欺凌，一想到父親在科學領域頑強進取的精神，就咬牙挺了過來。”
1948年春，李林成功獲得了碩士學位，并于1949年前往劍橋大學繼續攻讀博士。
三次轉型的科研道路
1951年11月，在完成博士答辯的第二天，一聽聞新中國成立的消息便歸心似箭的李林立刻作別了老師、同學，作別了風景如畫的康橋，踏上了回國的旅程。
她甚至連學位證書都沒來得及拿。
除了對先她一步回國的愛人和親人的思念，催促她盡快回到家鄉的，是她渴望趕緊回來建設國家的熱切心情。但沒想到的是，在她日后幾十年的科研道路上，竟然歷經了三次改行。每一次的轉變，對李林來說，都意味著從頭學起，都意味著巨大的挑戰。
回國后不久，她進入上海的中國科學院冶金研究所工作，先后進行了球墨鑄鐵、包頭鐵礦、硼鋼的研究工作。
“那個時候，黨要干啥就干啥。新中國需要鋼鐵，我們就搞鋼鐵研究，在中科院冶金研究所一干就是8年，我們的球墨鑄鐵研究在1956年首次獲得全國自然科學獎，新華社還報道了。我們一起的三位女科學家還榮獲上海市三八紅旗手的稱號。”
包頭鐵礦方面的工作也獲得了1981年國家自然科學獎。
1956年8月，當時任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所長的錢三強約見李林：“我國要發展原子能事業，需要從事材料科學研究的專家，我們考慮調你來所。”
兩年后，李林辭別了當時在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工作的丈夫鄒承魯，獨身一人前往北京，任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第六研究室任副主任。她的父母、女兒雖然也在北京，但因為工作的保密需要，李林只有在周末才能回家。就這樣，她成了鄒宗平長達二十年的“周末媽媽”。
第六研究室主要從事核材料的研究工作，主要承擔反應堆材料及燃料組件堆內行為研究。但這項工作因為技術要求很高、工作艱苦，且具有很強的放射性，一般不適合女性參加。李林卻說：“我對這工作很感興趣，干得津津有味”，而且“同志們和我合作得很好，這使我感到生活有極大的幸福”。
在祖國需要的號召下，李林帶領著這支年輕的隊伍，在我國開拓了反應堆材料研究這個新領域。她始終奮斗在工作的第一線，參加了第一個“反應堆”實驗、第一顆原子彈引爆材料工作實驗、第一艘核潛艇材料實驗，為祖國的原子能工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55歲時，李林第三次服從國家需要，轉去研發超導材料。
1979年李林（左）在物理研究所準備實驗。“中科院形象資源建設”研究團隊供圖
李林院士的學生、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邱祥岡回憶：“她說國家有這個需要，我們要去學，要克服困難。”為了盡快了解、掌握這項技術，李林從早到晚泡在實驗室，做實驗、讀文獻，中午累了就在辦公桌上休息一下。
1986年，高溫超導發現后，她帶領研究團隊日夜奮戰，使我國的高溫超導薄膜研制達到了國際水平，為我國超導薄膜制備研究成果向器件化應用打下了堅實基礎。
李林在回顧自己的科研之路時寫到：“正是祖國和民族的命運，鑄造了我獻身科學的愛國情懷；新中國經濟和國防建設的迫切需要使我不斷變換科研主攻方向，樹立了‘急國家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的科研態度。”
從鋼鐵、原子能到超導材料，李林的每一次科研選擇，都堅定地與國同行。
科研精神永相傳
一直到去世之前，李林先生還在親自改文章。她對自己的學生說：“人只有在科研一線的時候，才能夠保持對科學的敏感和熱愛，尤其是對科學的敬畏。科學實驗來不得半點虛假，是必須踏踏實實的。”
正是這種誠實的科學精神，為李林贏得了攻讀博士的機會。
李林的求學生涯并非一帆風順。碩士畢業后，因為原來提供獎學金的英國文化學會拿不出錢，原本希望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的李林只好在劍橋大學的金屬物理系做實驗員，一邊工作一邊自學。
有一次，李林在磨金相時，不慎丟失了金屬片。她用吸鐵石在地上找尋，沒想到吸出了許多片金屬片。到底哪一片是剛丟的那片？李林這下作了難。同事安慰她，不要緊，隨便找一片磨一磨，教授不會知道的。沒有辦法的李林只好找了一片相對干凈的金屬片進行實驗。
但李林總感覺心里不安。她自幼接受的教育，便是“要做科學，要做老實人，不能偷奸取滑”。于是，在給教授送分析報告時，她主動向教授坦白了自己的失誤。幾天之后，教授主動提出為她尋找博士獎學金，希望她繼續讀博。
就這樣，李林留在了劍橋攻讀博士。讀博期間，李林與她在劍橋的同學鄒承魯喜結良緣。
1970年，鄒承魯從上海調往北京。分隔13年后，夫妻二人終于團聚了。李林院士感慨萬千，風華正茂時，他們兩地分居；再聚首時，已是兩鬢斑白，年過半百。
團聚后的兩人反倒更加繁忙。
1997年李林（右）與鄒承魯在家中書房工作。“中科院形象資源建設”研究團隊供圖
家里有兩臺計算機。每天下班回家，李林和鄒承魯就面對著兩臺計算機繼續工作，誰也看不到誰。要說話時，只有站起來把頭歪著才能說話。鄒承魯笑說夫妻二人都是“工作狂”，“要是換一個早就吵架了”。
每當談起休假，兩人便默契地互相抱怨：“他（她）呀，別提啦，一休息就生病。”
工作早已成為了李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哪怕身患重病，李林也放不下自己的科學研究。
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員趙柏儒回憶說：“她說作為好朋友，我得跟你說我現在被確診了，我的病被確診是癌癥了。但是你要給我保密，其他人不要再說了，這樣的話就怕不讓我工作了。她說我還要工作。”
支撐李林克服病痛、繼續工作的，是她的父親。
李四光在得知自己患了動脈瘤之后，深感時間有限，他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為了將有限的時間放到無限的工作里去，也為了多做一些工作，多為人民服務，他對工作抓得非常非常緊。
20世紀90年代中期，李林在父親李四光塑像前（地質力學研究所）。“中科院形象資源建設”研究團隊供圖
李林說：“我覺得我父親給我力量很大，就是最后幾年怎么抓緊時間來工作。因為像我們這樣年齡，特別是身體還有毛病的人，你不知道哪天就沒有了，我們還有這么多工作需要做，你怎么能在最短的時間做最多的工作？我覺得我從我父親身上得到了力量。有時候我是很不舒服的，但是我能扛過去。很少有人知道我有病，就是這么回事。”
1980年，李林和鄒承魯雙雙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93年國務院決定將“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改稱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編者注），和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的父親李四光一起，鑄就了“一門三院士”的典范。
在人生的最后幾年，李林院士最大的心愿，就是在科學研究上面再做一些有利的事，做些實事。她說，這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特別鳴謝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在本文寫作過程中提供的幫助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