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宮5月16日證實，美國總統拜登已取消原定下周訪問澳大利亞和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計劃，他將在5月19日至21日赴日本出席七國集團（G7）峰會后立即回國，處理迫在眉睫的債務上限危機。分析認為，這一事態凸顯出美國債務上限談判之緊迫嚴峻，以及國內政治對外交形成掣肘。
臨時縮減亞太行程
5月16日，拜登在與國會領導人就債務上限問題會面后正式做出了上述決定。拜登說，作為總統，他不得不兼顧多項議題，他將在訪日期間繼續關注債務上限問題。
拜登同時表示，他已就“推遲”訪澳行程與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溝通。白宮新聞秘書卡里娜·讓-皮埃爾還表示，拜登已邀請阿爾巴尼斯“適時”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
阿爾巴尼斯回應說，美方5月17日早晨（澳大利亞時間）告知拜登行程變動，因為“6月1日之前的那一周至關重要”。阿爾巴尼斯表示理解，并表示雙方將重新協調拜登訪澳，他可能于今年晚些時候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
阿爾巴尼斯還表示，鑒于拜登下周不再訪澳，原定下周在悉尼舉行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改在本周末在日本舉行。
讓-皮埃爾還表示，總統團隊已與巴新總理進行溝通，但巴新方面沒有立即置評。
白宮發言人約翰·柯比表示，國內債務談判波及總統在國際舞臺上的表現，令人失望。
按計劃，拜登原本將在日本出席G7峰會后，于5月22日對巴新進行歷史性的訪問，他原本將成為首位到訪巴新的美國總統。
另有報道稱，在短暫停留期間，拜登此訪或將促成美國與巴新敲定防務合作協議。拜登原先還計劃在巴新與太平洋島國論壇的10余位領導人舉行會議。
隨后，拜登計劃到訪悉尼，并成為十年來首位在當地議會發表講話的美國總統。隨后，拜登計劃于5月24日與日本、澳大利亞、印度領導人一同出席“四方安全對話”。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袁征指出，中國是拜登計劃此行的一大因素。冷戰結束后，美國對南太地區并未予以過多關注。而近年來，隨著中國與太平洋島國的關系深化，尤其是中國同所羅門群島簽署雙邊安全合作協議，美國對該地區的關注才有所增加。袁征說，美方為此采取了一系列舉措，包括恢復與地區國家的外交、軍事合作。不過，由于受到國內因素牽制，拜登政府難以為此投入太多資源。
此外，拜登本來還計劃在訪問巴新之后赴澳出席“四方安全對話”，引發關于美日印澳與太平洋島國擴大合作的猜測。
而拜登臨時取消行程可能產生的影響也引發輿論關注。美聯社注意到，在原先計劃的三站行程中，有兩站被取消，這是拜登政府在外交領域遭遇的一次挫折，尤其考慮到美國在外交領域日益重視太平洋地區。
《日本經濟新聞》稱，拜登縮減外訪行程表明，“美國的領導角色不可避免地被減弱”。
路透社報道，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亞洲問題學者格雷戈里·波林（Gregory Poling）表示，縮減行程將會打擊拜登拉攏太平洋島國的努力。
“我相信，白宮會在短期內找到補償合作伙伴的方法。但這進一步證明，美國國內的功能失調削弱了我們在國外的實力。”
談及拜登臨時取消訪問可能產生的影響，袁征表示，一方面，這可能會凸顯出美國對南太地區不夠重視，以及美國自身存在的問題，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損美國的形象。另一方面，一次訪問臨時取消預計不會逆轉美國與巴新的合作趨勢。但南太地區國家普遍不愿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而是希望妥善處理與大國的關系，通過與大國合作促進自身發展。
債務危機迫在眉睫
考慮到巴新和澳大利亞之行的重要性，拜登臨時取消行程凸顯出國內債務上限談判之緊迫嚴峻。
這場危機始于今年初。當時，美國聯邦政府債務規模就已達到31.4萬億美元的法定債務上限。相比之下，美國在2022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約為25萬億美元。為避免債務違約，美財政部隨即開始采取一些“非常規措施”。
然而，暫停某些例行開支以維持關鍵支出等措施并未奏效。5月1日，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向國會發出警告：按照當前美國政府舉債的速度，美國可能最早在6月1日觸及現行法定債務上限。而觸及“紅線”意味著白宮無權繼續舉債，甚至再次陷入債務違約困境，而這可能產生災難性后果。
在此背景下，白宮和民主黨方面呼吁國會抓緊通過立法提高債務上限。另一邊，目前在眾議院占據微弱優勢、掌握著一定主動權的共和黨開出了一系列條件，包括要求政府將今后10年的聯邦財政開支削減4.5萬億美元，并取消部分清潔能源減稅政策等，在此前提下，共和黨方面將批準把債務上限額度調高1.5萬億美元。
不過，白宮方面的態度也很堅決，認為國會必須“干凈利落”地提高債務上限而不附加任何條件。近來，白宮官員與國會議員進行了多輪談判，但遲遲未能取得進展。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潘銳指出，多重因素導致此次債務上限危機迫在眉睫。
一方面，正如多數歷屆政府那樣，拜登政府也依靠大舉舉債維持政府運作。“除克林頓政府短暫實現財政預算盈余外，歷屆政府均出現財政赤字。”潘銳說，而拜登任內推出《通脹削減法》等法案，涉及大量國內投資和補貼。同時，美軍軍費高企，導致聯邦債務不斷累積，觸及債務上限難以避免。
另一方面，隨著美國國內政治極化現象加劇，債務上限問題日益淪為“黨爭”工具。
“從以往來看，歷次聯邦預算或債務談判陷入僵局，均是由于府會分裂，民主、共和兩黨往往會圍繞相關議題展開博弈。”潘銳說，在野黨會充分利用相關問題向執政黨發起挑戰，爭取讓步，滿足自身訴求。
另一個新的現實背景是，2024年美國大選選戰已經打響，兩黨更有理由展開博弈。潘銳說，拜登已經發起競選連任，在預算項目上預計會向自己的票倉有所傾斜。共和黨方面也瞄準來年預算，試圖削減對民主黨陣營有利的項目。
“雖然債務上限是一個經濟議題，卻蘊含著復雜的政治考量。”潘銳說，目前雙方分歧嚴重，拜登政府難以接受共和黨方面開出的條件。
而為兩黨斗爭埋單的，可能是美國和世界各地的老百姓。一方面，債務上限危機將影響美國政府正常運轉，包括部分聯邦機構停擺等。
“盡管這不是新鮮事，但這一次的情況可能會比以往更嚴峻。”潘銳說，正如美方一些經濟學家發出的警告，若全球頭號經濟體美國陷入債務違約，或將沖擊全球金融市場，嚴重損害世界經濟復蘇前景。
目前看來，美國能否避免債務上限危機，取決于兩黨能否在6月1日達成妥協。從以往經驗來看，兩黨往往會拖到最后一刻，迫于多種壓力，反復權衡利害后，才會達成某種妥協。拜登也于上周表示：“有些談判是在最后一刻進行的。”
但是，美國的債務上限危機恐怕很快就會重演。潘銳表示，以往美國政府需要2萬億左右的債務提升額度才能滿足需求，眼下共和黨方面開出1.5萬億，意味著拜登任內可能會再次面臨債務上限危機，兩黨博弈也將隨之持續。
“總體而言，此次拜登因債務上限危機迫在眉睫而臨時縮減外訪行程，是美國國內政治牽制外交的一個典型例證。”袁征說。最新事態也凸顯出美國外交和內政議題的聯系在全球化時代日益緊密。考慮到政治極化、黨爭加劇短期內難以得到解決，以及2024年大選的到來，美國國內政治對于外交的牽制將會愈發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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