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不被看見、不被聽見
“女性在生育之前,知曉身體可能受到的傷害嗎?”
“養育了3個孩子的22年婚姻,要因為慣性而延續嗎?”
“長期遭遇家庭暴力,靠自己能離得成婚嗎?”
“隨先生搬到陌生城市,事業停滯,順勢成為‘家庭主婦’是應該的嗎?”
“一個母親說不愛自己的孩子是被允許的嗎?”
“做試管嬰兒是因為想要一個孩子,還是不愿意接受自己是‘生殖無能’?”
……
《最好朝南》的封面上,羅列著女性需要面對的一系列問題。在書中,它們來自一個個具體的事例,但在現實生活中,它們不獨屬于某個人。
很多女性特別是年輕女性,在生育之前大概并不知曉身體因此而受到的傷害,或者因此而發生的變化。比如盆底肌障礙,這種生理上的變化關乎女性的日常尊嚴,因此很多女性雖然為此而不便甚至痛苦,但卻羞于啟齒,只能默默忍受。《最好朝南》中,一位寫作者用自己的經歷正面提出了這個問題,她寫了自己生育后盆底肌損傷的遭遇,又寫了自己治療和恢復的過程。
“咚、咚、咚、咚,我在無人的樓梯轉角處上下跳躍。原地蹲跳、上下樓梯、原地跑步、快走、咳嗽,把這些都完成一輪后,回到檢查室揭下衛生巾稱一稱,就知道尿漏了多少,然后,坐在檢查室的馬桶上一泄如注,讓膀胱里胞脹的尿液排進馬桶下方的塑料杯里。至此,尿動力檢查就算完成了。”書中寫道。
大概很多丈夫并不理解妻子在成為母親后所有遭受的這種平時無法言說的痛苦。《最好朝南》中,這位年輕的母親在去醫院接受治療時,丈夫只覺得夸張,“以前那些生了八九個的怎么辦。”而事實上,她們過去不是沒有遭遇這種痛苦,只是她們的痛苦不為人所知,她們不被看見、不被聽見。“陰道和盆底也許是我們身上最強大的器官,‘她們’可以讓一個嬰兒通過,但‘她們’常常也是最被我們忽視和遺忘的身體部分。”《最好朝南》中寫道。
除了生育,對一些已婚女性來說,家暴也是不可回避的問題。在社交網絡上,人們看了太多的家暴新聞,無論是被家庭監控拍下的視頻,還是受害人主動陳述的文字。有些時候,網友會比遭受暴力的妻子更加憤怒,反而是妻子可能會選擇與實施暴力的丈夫和解。這其中定然有無法言說的無奈,對陷入這種困境的女性來說,離婚并不容易。《最好朝南》中這位被家暴的妻子為了離婚,不得不放棄孩子的撫養權。
母親與孩子可以有更多的方式相處,一段糟糕的婚姻只能以結束告終。“離婚后,還是會有人看著我唉聲嘆氣,覺得離了婚的女人一定不會好過的。媽媽,好像又愁多了一些白頭發。其實我很想問問他們,你們在婚姻中就一直幸福嗎?你們不會有覺得難以忍受、過不下去的時候嗎?你們難道不覺得,我現在過得就是你們向往卻不敢的生活嗎?我的生活有了更多自主權,錢不用再大幅用于家庭支出,有更多的精力可以放在自己身上,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報了爵士舞班、游泳班,以前自己想學的東西慢慢拾起來了,充實自己的感覺真好。”
她們覺得這是她們的錯
《最好朝南》是通過女性對經歷的自我陳述,讓讀者了解當下女性遭遇并試圖掙脫的種種困境。而《捕殺》則通過對好萊塢大亨20年性侵事件的全貌呈現,呈現了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女性想要訴說自己遭遇的不公有多么艱難。
哈維·韋恩斯坦曾被認為是好萊塢“金牌制作人”“文藝片金牌推手”,參與制作和發行的電影獲得300多項奧斯卡提名,作為制片人和執行制片人的電影22次提名奧斯卡并6次獲獎,包括人們熟悉的《莎翁情史》《芝加哥》《指環王之王者歸來》《國王的演講》《藝術家》等。他身上那道交雜著權力與財富的“光環”,對受到傷害的女性來說,正是一道難以突破的壁壘。
即便是關于這起長達20年的性侵事件的調查開展,也成為一場媒體的接力戰斗。《捕殺》的作者是美國記者、律師羅南·法羅,其在調查過程中,不斷遭遇阻撓、威脅和監視,有明確證據并經事實核查的新聞報道被阻止播出。而這一系列的調查報道能夠發表,除了法羅的堅持和不懈努力,還有媒體同行對此事件的接力追蹤報道。他們彼此提供線索和信息,最終一起完成了關于此事件的報道。
“沒什么能摧毀女性的勇氣。”作為該新聞報道的當事人、性侵事件的受害者,書中的這些女性在受到巨大心理、身體傷害的情況下,最終選擇站出來,重新撕開自己的傷口,講述她們的經歷,提供了哈維·韋恩斯坦最終被定罪的關鍵證據。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她們相信,這是在保護其他女性。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女性中也有所謂的“不完美受害人”。面對韋恩斯坦的侵犯,當她們自知無力反抗時也有點放棄反抗,“這是最可怕的地方,這就是為什么他能長期對這么多女性這么做的原因:大家放棄反抗,然后她們覺得這是她們的錯。”她們或許因此得到了電影角色,或者其他方面的東西,而這一切只是讓她們對所發生的事情感到羞愧,讓她們保持沉默。
“不完美受害人”的出列需要極大的勇氣來跨越心理障礙,來承受可能發生的社會輿論。《同意》用另一個故事展現了這種勇氣的難得與可貴。作者瓦內莎·斯普林格拉講述了自己十四歲時被年長她三十多歲的法國作家G引誘、控制,并發展出一段畸形關系的經歷。關系破裂后,這段經歷仍被G作為文學素材一再書寫,他在文壇也聲名愈盛,而瓦內莎仿佛被囚禁在文字中,失去了詮釋自己人生的能力,永遠停留在十四歲。“我深深地覺得自己的人生尚未開始,便已經荒廢。我的故事被一筆劃掉,被處心積慮地抹去,然后被重寫、被修改,被白紙黑字地印上數千份。書中這個由各種碎片拼湊起來的人和真實的我之間究竟能有什么聯系?在我尚未成年時便將我變成故事里的人物,以此阻止我展翅高飛,將我永遠囚于他用文字鑄成的牢籠里。”斯普林格拉寫道。這本書也成為關于一本創傷與痊愈的回憶錄,并在出版之后推動法國政府重新設定性同意的年齡。
無數女性與她同在
“為了使自己鼓起勇氣,我堅守著這樣的信念:如果我想要徹底地消除我的憤怒,并重新奪回對這一段人生經歷的掌控權,寫作或許是最佳的辦法。因為寫作,能讓我作為一個主體,重新掌握自己的故事,一個困擾了我太久的故事。”斯普林格拉在《同意》中寫道。
不只是斯普林格拉,許多受到傷害的女性都選擇用寫作的方式面對過去,去治愈創傷。《最好朝南》同樣如此,其中22位女性作者通過把過往的經歷寫下來去理解自己。而事實上,這種私人經歷與公共性之間關系緊密。
“每個個體的生命經驗都不是獨立存在的,每個個體如何自我認知、如何建立和維系與他人的關系、如何承接歷史和社會文化的影響,每一件小事都可以說是有‘公共性’的。每一個講述出自己經歷的女性,不僅僅是在講述自己的‘雞毛蒜皮’,而是描繪出當下女性生存狀態途徑的一塊小小拼圖。任何宏大的議題,終歸要落于具體的個體身上,而微觀的私人生活總是毫無遮掩地顯現著更巨大、更不可見的外在社會結構。沒有價值,沒有意義,不夠重要。女性寫作者這種習慣性的自我低估和被抑制,由來已久。”《最好朝南》中的《序》中如是解釋這種女性的自我寫作,鼓勵并肯定了其重要性。
在過去,女性沒有書寫的機會,再后來,女性的書寫要遭受社會的道德指責。在很多人看來,女性所遭受的傷害是一種需要隱藏和遮掩的恥辱,不能說,更不能寫。如果女性要將這種恥辱寫出來“廣而告之”,那么會被視為不遵守女性的“規范”,不顧及女性的“道德形象”,更重要的是會波及女性所關聯的父與夫。在這樣的觀點里,女性被認為是一種附加的存在,而不是獨立的個體。女性要治愈創傷,首先要直面創傷,要從迷失中清醒。
“當女性有機會拿起筆去書寫自己的經歷時,她所要考慮的首件事情,就是盡可能真誠樸實地面對自己的經驗和情感,勇敢而深刻地理解并呈現作為一個女性亦是一個人類個體的立體性、復雜性。當我們通過書寫抵達更深處的真實自我,確認并尋回自己的存在經驗與感受,在寫作和閱讀的往復中,無數種隱秘的女性私人情感將連接成為更寬廣的共同整體。每一位女性無論是否選擇寫下自己的故事,在這個廣闊的共同整體之中,都有無數女性與她同在。”
據《濟南時報》
這段時間,隨著電視劇《不完美受害人》、電影《芭比》的播出和放映,關于女性的種種問題又一次成為大眾討論的焦點。在這個討論范疇里,有些問題似乎永遠只是問題,找不到正確答案,也沒有標準規范,或許也正因如此,它們才一次次被關注、被討論。
與此同時,這些問題的存在和提出,也讓人們看到了當下女性困境的多種樣態,包括她們如何失去了生活的主動權,而試圖奪回的過程又是如何艱難或漫長。不只是影視劇,書作也一直在關注這些女性議題。
最近出版的《最好朝南:關于女性的12個問題和12種境況》(以下簡稱《最好朝南》)、《捕殺:保護獵艷者的謊言、監視與陰謀》(以下簡稱《捕殺》)、《同意》等,同樣指出女性在當下所遇到或者須面對的到底是什么,比如生育、婚姻、事業以及自我保護等,在這些具體的問題和境況中,比起被無意義的贊美和批評,女性大概更希望被理解、被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