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測驗（public opinion poll），是一種收集民眾對某種事物的看法、意見和態度的調查方法。20世紀20年代，隨著社會學傳入中國及其他因素影響，民意測驗在社會上逐漸興起、盛行。當時，各類學校、媒體和社會團體所組織的民意測驗關注的往往是民眾普遍關心的政治問題、經濟問題、文化問題，偶爾也涉及對公眾人物的評選、評論。當時的民意測驗雖然有許多不完善之處，但其社會功效是可以肯定的。有鑒于此，整理20世紀20年代幾次比較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民意測驗，簡析胡適在其中的票數及排名，不失為了解胡適的一個特別視角。
北高師民意測驗
1922年11月14日，北高師（北京高等師范學校）舉行建校14周年紀念活動。是日，北高師各部各系陳列成績，供人觀看。北高師新創的心理研究室借機開展了一次民意測驗。
此次民意測驗的主持者是張耀翔教授。張耀翔是中國最早傳播西方心理學的學者之一，中國心理學會的奠基人。其時，張耀翔在北高師講授心理、實驗心理、兒童心理、教育心理等課程。據張耀翔稱，開展此次民意測驗，意在“窺探吾民真正輿論之所在”。為了提高測驗的真實性、準確性，張耀翔與活動組織者還采取了保密措施，“至紀念前一日，始付油印，印刷人為本校講義室職員，外間概未預聞，無法運動”。測驗當日，舉辦方散發問卷，每人一張，當場填寫。為增強測驗的嚴肅性，舊式太太、兒童等，不被視為調查對象。
張耀翔（1893-1964）
問卷上，一共設計了8道題目：一是“你贊成女子參政嗎？”；二是“假使你有選舉權，你將舉誰做下任大總統？”；三是“你最喜歡讀的中國舊小說是哪一本？”；四是“當今活著的中國人，你最佩服哪一個？”；五是“你相信宗教有存在的必要嗎？”六是“中國有許多不良的風俗和習慣，你覺得哪一樣應當先改良？”；七是“北京地方上急當設立的是甚么？”；八是“北京地方上急當取締的是甚么？”。8道題目，有的關乎國家大事，有的關乎地方政務，有的關乎社會心理，還有的關乎風俗改良。由于問題比較寬泛，且無明確選項，參與者提交的答案五花八門。
8道題目中，出現胡適名字的有兩道：一是“大總統”，胡適有3票；二是“最佩服的人”，胡適有36票。據統計結果，可任“大總統”者共28人，第一名為孫中山，有327票；第二名為黎元洪，有122票；第三名是蔡元培，只有29票。而“最佩服的人”里，孫中山照居首位，有158票；吳佩孚排名第二，有60票；第三位是馮玉祥，有47票；第四位是蔡元培，有43票。此外，梁啟超、黎元洪各40票，顧維鈞26票，段祺瑞16票，陳獨秀13票，章太炎12票，范源濂、張謇各10票，李烈鈞、汪兆銘各7票，等等。如果按名次排列，獲36票的胡適排在第七。
單就上面兩個問題論，無論是“大總統”還是“最佩服的人”，參與者比較認可的是政黨、派系的領袖，特別是孫中山的政治主張和行為作派，在當時已經有了一定的群眾基礎。而胡適作為學術思想界人士，其影響力遠不及政治人物、軍事人物。但在少數參與者心目中，胡適還是很有威望。而如果除開政治人物、軍事人物，蔡元培、胡適、梁啟超等人，則是當時思想文化及教育領域一等一的人物。
北大民意測驗
與北高師民意測驗相映成趣的是北大民意測驗。1923年12月17日，北大迎來建校25周年。其間，北大舉辦了一次民意測驗。
此次民意測驗的主持者是北大學生會主席朱務善，助理是北大學生金家鳳，工作人員有謝汝鎮、劉錫五、沈本安、楊世清等北大學子。因此，嚴格意義上說，此次民意測驗并不代表北大官方。
至于測驗的意圖，據主持者朱務善稱，主要是想測知“一般人對于今日政局之意見”“一般人對于學生運動之批評”“學生本身之課外生活情形”等。為此，問卷中的題目多涉及政治。與北高師民意測驗一樣，所有問題“不含暗示，以存其真”。其中，第6題是“你心目中國內或世界大人物，是哪幾位？”這道題目與北高師民意測驗中的第4題“當今活著的中國人，你最佩服哪一個？”類似。北大的這道更為籠統，在時間上沒有限定，在范圍上卻擴至“世界”，以至于答卷里古今中外、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有。
測驗結果顯示，外國的“大人物”有列寧、威爾遜、羅素、泰戈爾、愛因斯坦、威廉二世、托洛茨基、華盛頓等。其中，列寧票數最高，有227票，占總票數的45.7%。排在第二的威爾遜只有51票，完全不能與列寧相提并論。
與此同時，國內的“大人物”共投1056張票，其中孫中山473票，陳獨秀173票，蔡元培153票，位居前三。三人之后，段祺瑞45票，胡適45票，梁啟超29票，吳佩孚27票，李大釗25票，章太炎10票，馮玉祥、梁漱溟各7票，李烈鈞6票等。測驗主持者表示：“孫文票數，幾占中國大人物被選者全體票數之半，然則孫文乃中國之大人物矣，于是可以測知一般人對孫氏之態度。”這與北高師民意測驗結果相差無幾。
此次測驗的參與者有1007人，其中學界752人、記者11人、軍界9人、工界7人、政界11人、警界2人、商界8人、其他未注職業性別者207人。雖然參與者表面上比較有代表性，其實還是以學界為多，占到總數的75%多。而這部分人基本上達成“共識”——20世紀20年代初，孫中山是了不起的“大人物”。到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確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實現國共兩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孫中山的威望更是空前。而此時的胡適既不是“革命的民主派”，也不是“反動的軍閥派”，而是“非革命的民主派”（1923年4月10日，毛澤東在《外力、軍閥與革命》一文中對胡適的定位）。在革命形勢迅速發展背景下，在高校師生特別是在革命進步青年群體，胡適與“大人物”理所當然還有很大差距。
《密勒氏評論報》“中國今日的十二個大人物”
北高師民意測驗與北大民意測驗，都屬于校園民意調查。而且，由于調查的指向不夠明確，反饋的信息多且雜，在深度上也就十分有限。而要說“大人物”，在兩次民意測驗之間，胡適已經躋身“中國今日的十二個大人物”行列。
1922年10月7日，《密勒氏評論報》( The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 啟動了以“中國今日的十二個大人物”(Who are the twelve greatest living Chinese)為名目的民意調查。公告稱：“論中國政事經濟者每謂中國乏強有力之領袖人物，蓋國中出類拔萃之人才，昔已凋謝。而自共和創始以來，各方之領袖人物尚未產生也。夫中國今日豈乏此項人才乎？為解決此問題起見，閱者之意，以中國何人具有此項資格，可選出十二人，將其姓名填入左方之空白選舉票中。”
同時，《密勒氏評論報》明確了“選舉”的辦法、規則、時間等，主要有：被選舉人須系“名望素著堪為一業中之代表者……例如政軍商銀行各界以及其他專門事業之人物”；無論中外人士皆可投票，惟選舉人須在選票中注明自己系外國人、中國人或中國學生，投票人之姓名無庸署于選票中，但可附一署名信函說明選舉某人之理由，主持人將嚴守秘密，不公開署名信札；選票將在每一期密勒氏報刊出，已投票之讀者，可將以后登出的空白選票“傳與親友，務使此項選舉益加普及”；選票可用英文或漢文填寫，徑寄報館，選舉結果將逐期揭曉等。
《密勒氏評論報》
1923年1月6日，《密勒氏評論報》如期公布最終結果，排名前12的有：孫中山（1315票）、馮玉祥（1217票）、顧維鈞（1211票）、王寵惠（1117票）、吳佩孚（995票）、蔡元培（969票）、王正廷（925票）、張謇（915票）、閻錫山（724票）、余日章（703票）、黎元洪（671票）、胡適（613票）。至此，為期三個月的“中國今日的十二個大人物”民意調查結束，孫中山、馮玉祥、顧維鈞等12人入選。胡適雖然名列榜尾，但能在這場“海選”中勝出，殊為不易。畢竟，參與這次民意調查的人數有1900人左右，全部選票多達18904票，票數在4票以上的“被選舉人”有195人。
《密勒氏評論報》是美國記者湯姆斯·密勒（T.F Millard）1917年6月在上海創辦的。相比于當時其他外商報紙追求商業、廣告利益的做法，密勒和他的繼任者鮑威爾（John Bill Powell）都致力于將其辦成一份獨立的、不以營利為目的的英文報紙，以便“讓遠東局勢的發展，使本國明了；同時讓西方的發展，使東方明了”。當時，《密勒氏評論報》一半以上的發行量是在海外，讀者也有中國政界人士和知識階層，許多大學、中學的學生則將之作為練習英文的教科書。如果不求全責備，此次調查在當時是比較規范和成功的，測驗結果也是比較真實可信的。
《密勒氏評論報》的評選，曾經引起了胡適的關注，最為直接的證據是，胡適在1922年11月19日的《努力周報》發表了《誰是中國今日的十二個大人物？》。文中，胡適擬出自己心目中的“大人物”名單——章太炎、羅振玉、王國維、康有為、梁啟超、蔡元培、陳獨秀、吳稚暉、張謇、孫中山、段祺瑞、吳佩孚。這份“名單”當然只是一家之言，代表的是胡適自己的“傾向”。
胡適《誰是中國今日的十二個大人物？》（《努力周報》1922年11月19日）
1923年3月12日，在致美國朋友韋蓮司的信中，胡適提及這次民意測驗：“在一個由上海周報所舉辦的一次公眾投票中，我獲選為‘中國今日的十二個大人物’之一。很少有人能理解到：與暴得大名斗遠比與反對的意見斗更艱難！我很清楚，以我這樣年紀的人暴得大名的危險。我為自己立了一個生活的原則：一定要做到名副其實，而不是靠著名聲過日子。”
《京報副刊》“新中國柱石十人”
1926年1月4日，《京報副刊》主編孫伏園發起了一項名為“新中國柱石十人”的民意測驗。此次民意測驗與《密勒氏評論報》所做的“中國當今十二位大人物”民意測驗在主旨上可謂如出一轍，只是名額有所減少。
《京報副刊》
關于舉辦此次民意測驗的動機，孫伏園在倡議書中向讀者交代得很清楚。孫伏園認為：“二十世紀給我們的開宗明義第一章就是辛丑條約，賠償各國四百五十兆兩，這筆賬到現在還沒有算清。從此一步一步的往死路上跑。”孫伏園將中國比作“病入膏肓”的病人，“幾乎沒有一條血管里沒有毒的”。而“在我們滿是毒菌的病體里，忽然發生出多少白血輪來，把血液漸漸的洗滌干凈，從此走上健康的道路”。孫伏園所指的“白血輪”是能夠引導中國走向獨立、穩定的領導者，是革除病疾、救亡圖存的希望所在。倡議書中，孫伏園表示：“你我眼光里隱約的雖然都有，卻沒有一個人出來征求，出來計算這筆總賬，于是大家都含胡著。本刊本了這個意思，特從一九二六的新年第一天動手征求起。假定這白血輪的數目為十枚，一九二六以后的新中國的命運便寄托在他們身上。這十枚白血輪我們名之曰‘新中國之柱石十人’。”
與《密勒氏評論報》所做的民意測驗相比，孫伏園主持的此次民意測驗更為“隨意”。首先，“投票的十人中的分配，一聽投票者的自由，并不限定學者幾位，政治家幾位，軍人幾位”；其次，對“柱石”的人數也不作特別限定，如果參與者認為十個太多可以少寫幾個，如果參與者認為十人太少也可多寫幾人；再次，測驗時間也做過更改，原本1月28日截止，因收到的問卷比預想要少得多，活動便順延了一個月；最后，在問卷的發放上，也頻繁變更。最初采取隨《京報》分發至各地，讀者裁取票紙后寄送回報館，廣告上有“票紙恕不另送”字樣。測驗進行中，因有的讀者不是《京報》訂閱者卻想參與，于是報館又備若干票紙供人函索，“有時朋友取去代發，我們也極愿意”。其間，報館還派人給清華學校等各校發放票紙，結果讀者反饋“倘若不能把所有的學校普遍分送，則所得的結果，當更是不可靠”，于是采取折中的辦法，即“一方遵從來信者的意見，一方仍照以前辦法，把票紙存在本刊編輯部，來信索取者給他，否則不給”。
孫伏園在中國現代文藝副刊發展史上被稱為舉足輕重的“副刊大王”，其主編的《京報副刊》于1924年12月5日正式出版，而其所在的《京報》由著名報人邵飄萍創辦，一個月的發行量達到“二十余萬”。孫伏園原本期望此次民意測驗至少有1萬張選票，但事實與預期結果相差甚大。1926年2月28日，《京報副刊》舉辦的“新中國柱石十人”民意測驗正式截止，最終只是收到791張票紙。對此，孫伏園分析緣由：“民國以來這許多年擾攘，吃苦的只是農工商賈等等人民，但也只有農工商賈等等人民應該吃苦，因為只有他們對于選舉最是漠然。”
1926年3月11日，《京報副刊》公布“新中國柱石十人”民意測驗結果（因“有幾位先生兼用分數的”，統計也仍按分數計算）。蔡元培（471又7/10）、汪精衛（464）、蔣介石（456又1/10）、吳稚暉（396又1/10）、馮玉祥（352又3/10）、王寵惠（246）、陳獨秀（242）、李烈鈞（193）、于右任（170）、徐謙（167）等10人入選“新中國柱石十人”。雖然此次民意測驗存在諸多不規范之處，但參與者中不僅有林語堂、張申府、高佩瑯、黎錦熙等社會名流，也有許廣平、朱岳峙、李振翩、葉云波等青年學子，因而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民意”。
此次測驗中，胡適獲得的票數為122又5/10，排在第15名。另有四人排在其前，分別是第11名吳佩孚（166票），第12名梁啟超（157票），第13名李石曾（150票），第14名胡漢民（145票）。同樣，如果排除政治、軍事、外交、工商等領域的人物，單在文化教育領域，排名前十的有蔡元培、吳稚暉、陳獨秀、梁啟超、李石曾、胡適、李大釗、魯迅、章太炎、范源濂等。這“顯示出1926年前后思想家、教育家對民眾特別是知識階層的深刻影響”。胡適雖然未能躋身“新中國柱石十人”之列，但年紀輕輕的他又一次與蔡元培、梁啟超等人同處“第一梯隊”，一定程度上說明胡適在20世紀20年代前后新文化運動中的要角身份依然影響甚大，廣受知識界以及普通民眾的認可。
小結
北高師民意測驗、北大民意測驗、《密勒氏評論報》“中國今日的十二個大人物”以及《京報副刊》“新中國柱石十人”等民意測驗，從時間看，早的是在1922年，晚的是在1926年；從舉辦方看，有的是高校，有的是報紙，有的是中國人主持，有的是外國人組織；從調查對象看，有精英階層，也有普羅大眾；從參與人數看，少的七八百，多的近兩千……總而言之，幾次測驗放在一起，隨著時間的推移、形勢的變化，視角也在切換，從而使觀察更為全面，信息更為豐富，自然也有助于通過民意更好地了解胡適在20世紀20年代的社會影響和地位（見表，如果只排思想文化和教育領域的人物，胡適的排名更為靠前）。
特別說明的是，北高師民意測驗、北大民意測驗等民意測驗，幾乎都無官方背景。雖然單次或多次的測驗都不能也無法體現足夠的民意，但這類民意測驗“原無利害沖突，既不受金錢的驅使，又不受勢力的壓迫，可純粹憑個人的自由意志和直覺的是非之心，舉他素日最崇拜的人”，其代表性是顯而易見的。
1917年到1927年，可謂胡適名滿天下、如日中天的巔峰十年。10年里，胡適協助蔡元培改革北大，奮力教書、著述、演說、翻譯等，開風氣之先，處風浪之巔，砥礪同道，提攜后學，實在是個“拼命三郎”。同時，胡適熱愛交際，長于交往，人脈不斷拓展、聲望不斷擴大，也就迅速成為“20世紀中國第一公共知識分子”，繼而成為引領中國學術界、思想界的要角。
然而，五四之后的中國，中西碰撞，風云激蕩，“在社會處于激進氛圍中，所有推動者或被裹挾者都有著激進的期待”。社會上多數人希望胡適能夠成為激進派的領導者或支持者，“而主張溫和變革的胡適顯然不是合適的人選，他自然只有被視作‘落伍’和被邊緣化”。這也是20年代民意測驗中胡適一再遠遠落后于政治人物、軍事人物的一個重要原因。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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